发自北京 2009-03-04 20:48:42 来源:南方周末
在气候问题上，如果中美能够相互了解和展开大规模合作，能使就全球关键问题进行积极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中心环节，这将把中美关系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是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学教授和商业管理教授，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在1998年8月至2000年10月，他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在美国，他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2月26日，李侃如携新书《克服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障碍》，在清华大学作了同题报告。在书中，李侃如与他的合著者提出，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与全球经济危机一道，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关键机遇，最近的政治和技术发展使气候变化合作的可能收益格外令人心动，而不进行合作则可能引起新的重大矛盾。
就这一主题，南方周末对李侃如博士进行了专访。
南方周末：您为何在此时强调中美气候合作？
李侃如：三个原因。其一是气候变化问题本身。较新的科学研究显示，全球变暖的速度很有可能比之前的预测快很多，二氧化碳的积聚速度也比过去预期的加快了很多，这主要是由于2002年以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排放增长极为迅速。
现在看来，未来变化将远远超越气候模型预测。两周之前美国科学协会提出，我们面临的气候问题比预测的严重很多，这是全球的问题。没有中美的合作，气候变化这个21世纪全球最紧迫的问题无法真正得到解决——中国和美国是世界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各自的排放量均超过全球总量的20%，而2007年开始，中国的排放量超过美国。
第二个原因是奥巴马总统。我们在2008年美国大选之前完成这本书，我当时相信不管麦凯恩还是奥巴马当总统，气候变化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奥巴马总统在竞选中和当选后，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几乎完全与布什总统相左，他将这一问题列入最高优先序列，已明确表示他将寻求促使美国在这一全球新挑战中从裹足不前变为领导先锋。美国在此问题上的策略正在迅速转变，这意味着中美在气候合作上面临一个历史机会。
第三个原因是今年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全球将就京都议定书再次谈判，在此之前，我们需要迅速行动起来。
南方周末：您在书中写道，“迄今为止，在气候变化领域，中美两国一直在利用对方作为自己裹足不前的一个理由。”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囚徒困境”？
李侃如：确实如此。
迄今两国都在利用对方为自己没有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采取更多的行动辩解：美国有许多声音强调京都议定书缺少中国的承诺是该条约的主要失败之处；许多中国人则感到美国对气候变化负有较大的历史责任，因此现在解决这一问题时也应承担较大的义务。
在气候变化方面，中美两国之间相互猜疑相当严重。在中国，人们普遍担心西方关于气候变化的抱怨是企图扼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花招。在美国，人们则普遍担心对温室气体进行控制（而如果北京不采取类似控制的话）会导致企业迁往中国。这些猜疑对两国在各自国家的减排努力构成不小的障碍。
这种现状有其缘由。中美关系面临一种矛盾：两国关系在一系列广泛问题上已经变得较为成熟和有效的时候,双方对对方长期意图的根本性不信任却实际上有增无减。
在美国国内关于全球暖化和清洁能源的政治讨论中，中国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话题。其原因有二：第一，有人担心任何在美国境内的减排努力都会因中国增加排放而变得毫无意义；第二，有许多美国人担心美国控制排放的努力会导致制造商将业务转向别处，导致广泛的就业损失。此间中国所受的注意比任何其它国家都多。
中国在美国关于全球暖化的政治对话中的突出地位最少可向前追溯十余年。1990年代，关于《京都议定书》在美国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它缺少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排放限制。那些反对《京都议定书》的人创作了一个电视广告：只见一把大剪刀在把中国从世界地图上剪掉，这时响起了广告的画外音：“《京都议定书》，没有全球性，根本行不通。”
美国以一些明显可知的方式影响了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治。首先许多中国人，包括许多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动机十分怀疑。
这些中国人怀疑美国关于中国必须应对全球暖化的种种说法不过是美国人企图遏制中国的一系列努力中的最新招数，特别是鉴于他们认为任何深刻了解中国现阶段发展的人都不会合理地要求中国致力于在今后十年接受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坚实目标。
在气候问题上，中国的底线相当清楚，起码在原则上相当清楚：北京认为必须减少GDP单位排放，但考虑到自己必须使GDP本身可持续迅速增长这一目标，北京不认为自己在今后的几年中可以对减少碳排放总量水平作出西方要求的承诺。
中国认为美国是对大气中现存温室气体责任最大的国家。然而中国也清楚地知道美国拒绝了《京都议定书》，布什政府非常不情愿地承认气候正在变化，并且是人类行为造成了这一变化。
美国总体和人均的富裕程度都比中国高出很多，有一个发达得多的科学界，并有比中国强大得多的机构能力。美国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了城市化进程。美国现在的经济结构首先是服务业经济。所有这些事实使中国在美国拒绝承担认真的国家义务时，感到格外恼火。
总之，北京对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着非常严重的担心，并且不信任华盛顿在强调中国需要做出更多努力时美国的动机。
一位评论家把当前中美两国在全球变暖方面的关系说成是“各自自杀条约”。鉴于全球暖化问题的严重性，鉴于中美两国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美必须寻得途径以打破阻碍双方采取行动的僵局。
南方周末：基于怎样的考虑，您认为，中美在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的关系将发生重大变化？如果两国不能就合作达成共识，或者时间拖延过长，最糟糕的结果将是什么？
李侃如：中美两国领导人考虑气候变化问题的起点很不一样。对中国来说，关键的考虑包括美国历史上积累性温室气体排放比中国大得多：美国人均排放量相当于中国的五倍左右，美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是城市化、工业化和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均已完成；
对美国来说，关键的考虑是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与美国排放不同的是，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曲线还在直线上升；对美国以前留下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和补安装可能会十分昂贵；美国的生活方式已经根深蒂固，很难改变（政治代价很高）；还有无论有什么其它考虑，中国都必须大大减少其预测的排放量以使世界能将大气中碳的含量保持在足够低的水平上从而避免对整个世界造成大危害的风险。
协调这些不同观点极为困难，要求两国中任何一方在这些问题上放弃表达自己的观点是不现实的——这些观点在客观现实中太根深蒂固，根扎得太深。但双方可以尊重对方阐述的观点，不要将对方观点说得一无是处。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现实层面，虽然，过去几年，美国在联邦（即国家）一级所采取的行动最多只能说平平而已——布什政府的政策被人描述为“对气候变化一否认、二怀疑、三拖延的怪异三步舞”，但,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行动突飞猛进。2008年9月，美国东北部十个州推出美国第一个强制性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限制和排放交易”方案。这项人称“区域温室气体倡议”的方案，到2014年对这些州发电行业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制定限制，并要求在2018年以前将排放量减少10%。来自美国全部50个州的八百多名市长宣誓保证他们所领导的城市将达到或超过京都目标。
现在，许多政治领导人强调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应该率先”。商界最高层领袖也已经认识到清洁能源在今后数年和数十年具有巨大的收益潜能。
而奥巴马总统已将气候变化/清洁能源与经济复苏、伊拉克战争和医疗保障一道列入他的优先清单。他每天、在每次公开讲话的时候都会谈到气候和清洁能源问题。这意味着，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策略将发生剧变。
中国的中央政府在2006年至2010年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争取将所有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降低20%，如果实现，那么，整个“十一五规划”期间将减少约十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这一努力为许多美国人所不知。
中国在一些方面就像是美国在镜子里左右颠倒的倒影。美国迄今为解决气候变化最为认真的努力来自州和地方一级以及私营部门。在中国，主要的举措一直来自国家一级的党政机构并往往由于地方官员与企业的利益冲突而大打折扣。中国领导人既希望对气候变化问题取得进展有所贡献，又担心那些可能从负面影响中国本身增长的承诺。
形势发展已经到了中美两国领导人共同努力可以有利于取得大踏步进展的时候了。中美两国领导人可以指定国家优先、提出愿景、帮助筹集资金、任命关键人士和鼓励通过具体法律和规章，所有这些都会为朝着理想方向前进产生极大的推动力。
奥巴马总统任命华裔科学家朱棣文为能源部长，几天前，国务卿希拉里在中国访问时也把气候和能源合作列入了讨论范围，我很高兴看到这些积极的迹象。
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机会，在气候问题上，如果中美能够相互了解和展开大规模合作，能使就全球关键问题进行积极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中心环节，这将把中美关系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两国政府便都可以增加对对方长期意图的信任，从而减少今后一二十年滑入互怀敌意之泥潭的机会。
2009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奥巴马总统正在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如果失败，我个人认为，这将影响他在对华关系上的态度。奥巴马聪明、实干，从未到过中国，也从未与中国打过交道，未来一年他将建立起对中国的理解。而且目前，中美正在就应对全球危机进行密切的商讨和合作，两国都在致力于刺激经济，如果因气候问题增加了双方的不信任，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也将受到影响。
南方周末：中美在气候变化合作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如何克服这些障碍？可以观察到，美国的保护主义情绪正在升温。美国国会通过的经济刺激方案中，“买美国货”条款令人吃惊。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政策上，保护主义的要求是什么？奥巴马政府有能力抵抗利益集团和保护主义的压力吗？
李侃如：中美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合作成功有四个主要障碍：相互不信任；对技术的不同期待；对融资的不同期待；对高成本的共同预期。
克服这些障碍，需要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共识。我们的书以致中国国家主席和美国总统的联合备忘录为结束。其中，我们建议如下：承认对方观点的合理性、在意识形态分歧较小的清洁能源领域建立一个合作框架、突出一两个主要的标题型倡议、强调共同开发技术、促进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合作、推动能力建设、寻求未来承诺性质的共同点、运用和改善现有合作机制，以及在中美首脑会晤中突出清洁能源。
确实，在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在加强。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政策上，美国电力公司和国际电力工人工会在2007年提出了一项建议：在美国控制温室气体的立法应要求总统在法律颁布八年后确定主要的贸易伙伴是否各自拥有与美国控制排放方案“可比”的方案，如总统确定某一主要贸易伙伴缺少可比方案，总统将被授权要求从该国进口商品的进口商在进口任何能源密集型产品时同时购买美国的排放权。
尽管对美电工会的建议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实属非法，但该建议在美国国会获得广泛支持。2008年6月美国参议院审议的鲍克瑟-李伯曼-华纳“总量限制和排放交易”立法中包括了该建议的一个版本。受到广泛拥护的类似规定在数月后国会拟就“总量限制和排放交易”立法时肯定会得到审议。
奥巴马总统一直强调，应该避免保护主义。我们都清楚，保护主义是全球的共同敌人。并不能左右气候合作。
对于中美的气候变化合作，我比较乐观。我认为，今年年底，在哥本哈根，中美都将最终签订《京都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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