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总部”争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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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份历史信函、1份演讲辞见证的不仅是一份红色遗产的争夺故事，更见证着一段个人权益在革命圣地光环下苏醒的时代记忆。

一座普通的农村老宅，因历史机缘跻身声名显赫的“革命圣地”之列，成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列红色遗产。

一个普通的平民家族，革命年代一夜之间成为朱总司令老房东，与左权等红色将领朝夕相处，随后一生宠辱相随。

近三十年来，老宅的主人不停宣称，由于政府当年的不合法征用和不尊重历史真实，现要收回全部产权，并留下一段弥足珍贵的时代维权记录。

“斗争”岁月

中央文化部负责同志：

我是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所住地房东张昌绪。

望领导接信后邦（帮）我找个办事机构，按党的政策办事，对文物保护工作责任心强的人，能够还我原样的同志共同协商把文物保护起来，向不管理、（不）自觉的人作斗争。

（原信无落款）

这封由“八路军总部旧址房东”张昌绪写于1983年的上访信，26年后被他的儿子张宪国珍藏于车后一个装满材料的蓝色购物袋里。2009年3月26日，这个经营着两间电器店的生意人，推开王家峪祖屋咯吱作响的木门时，他在游客或主人的身份里一时恍惚。

信中所提的斗争传统曾经是这座宅院光荣的历史。1939年11月，八路军总部进驻王家峪，使这里成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心脏，人称“小延安”。

时年43岁的总司令朱德住进了村子西头的张昌绪、张昌厚兄弟（下文简称张氏兄弟）家。“朱德住东屋，左权住南屋，彭德怀住东院西房。”张宪国如数家珍，“父亲当时才8岁，但已是朱德儿童团团员，直接参与抗日。”

国事、家事的双重交集，一度赋予了张宪国强烈的使命感。“想起往事，我就激动得发抖。”

1940年6月八路军总部从王家峪转移。3年后，张昌绪带着母亲外出参加工作，张家宅院丢空。

即使在异乡，那些与国运共休戚的过往成为张家享用不尽的荣耀。在张昌绪后来工作的山西榆次晋华纺织厂，“朱德老房东”的故事被编成宣传材料每天广播。儿子张宪国亦度过了充满自豪感的童年。“我甚至还记得学习课文《朱德的扁担》时同学投来的那些羡慕的目光。”

革命和斗争的传统由此深深植入这个普通的家庭。对张昌绪一家来说，老屋是家园，更是革命的荣光所在。

1961年，张家宅院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八路军总部旧址所在地，由当地政府承担修整任务。但此后发生的一场“修葺风波”，为一场持续二十多年的产权争夺战埋下了伏笔。

“县政府负责同志：……把我的意见提出来：把拆去我家的砖块盖了接待站；原来二棵大榆树也给搞丢了，成了无树院（大门口）；砖房拆去搞成了围墙；把养牲圈也给割断。请接信后，做出决定来通知我们为妥。”

这是张昌绪在1982年12月写给武乡县政府的反映信。他不满的是工程人员毫无原则地改变旧址原貌。“他很珍视和朱总司令的情谊。”张宪国说，“父亲认为，还原历史真实，传颂于子孙后代，才是对老首长最大的尊重。”

“文革”期间，张昌绪甚至因为当年与朱德的关系被打成“黑司令的干儿子”，一度饱尝辛酸，却执迷不悔。

在革命思维仍依稀残留的1980年代初，张昌绪俨然把保护老宅当作一场严肃的斗争，关乎对先烈的态度，关乎对历史的尊重。后来张昌绪又陆续给中央文 化部等部门反映过意见，直指有关单位“不负责”，“采取不理睬态度”，并要求归还管理权，但都没有得到回音。他纯洁的斗争失败了。

张昌厚同志：

根据上级指示，对八路军总部旧址住房进行征用。征房协议书附后，款存入武乡人民银行。特此通知。

武乡县人民政府

1984．3.21

关于老屋的第一轮正面争夺，以张家的完败而告终。尽管老宅主人斗争的血液仍在，但那毕竟是一个服从的年代。

1984年初，张昌绪城里的家中突然来了两拨老家的客人，一次是村支书郝永书，另一次是村主任李海水。他们都是前来商谈征用张家宅院的问题，同时也捎来一个消息：县领导已对此下了死命令。

这让张氏兄弟多少有点措手不及。事实上，早在1983年冬，原中共晋东南地委书记祁英参观王家峪时就发现了张家宅院“产权不清”和村干部擅自出售部分房间的问题，遂责令武乡县委落实解决。

“当时征用价格是每间房500元，约定俗成且没有商量余地。”武乡县文管所一位老职工说，“在集体利益至上的年代，国家征用文物，老百姓几乎没有说不的权利。”何况是红色遗产。

然而，张昌绪还是回绝了征用要求。“不是钱的问题，丢了祖屋，日后连办丧事都没有地方。”张宪国回忆父亲的话。张昌绪的意见是：国家用祖宅来纪念革命先烈，宣扬革命传统，张家是拥护的，但要彻底断了关系，情感上很难接受。

两个月后，厂里还是给张昌绪转来两份武乡县政府的公函。一份通知张家到银行领取房屋征用款，另一份是要求晋华纺织厂“协助做好（张昌绪的）思想工作。”

代替张昌绪行使房东权利的是当时的韩北公社王家峪大队。“县文管所当时已经草拟了协议，只要签上字就算完成任务。”原村主任李海水回忆，“上级就安 排我以村领导身份代签，我只好照办。”“谁卖了我的房子？”带着疑问，张昌绪走遍了武乡县相关部门，但均无答复，愤怒的他只能以拒领款项表示抗议。当时， 儿子张宪国下班后常常看见父亲瘫在椅子上，“我知道他又做了一次徒劳的努力”。

张昌绪还需面对一种取舍两难的困惑。他此时正担任厂办农场党委书记，是个口碑很好的国家干部。对组织的忠诚有时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他的迟疑，他担心出于保存祖业的“私心”是否和党的文物保护政策相违背，尤其是像王家峪这样的红色遗产。

最终他确信能做的就是买来1982年版的文物保护法，学习精神要领，同时向中央各级部门写言辞谨慎的上访信，当中还包括当年在王家峪担任北方局书记的国家主席杨尚昆。

他被以服从上级为名剥夺了对老屋的所有权，他仍执著希望继续以上级的名义夺回自己的财产。

敲国家的竹杠？

××领导：您好。

……

二、既往不咎，愿把我院一切财产全部献给政府，但只求武乡县政府负责，在榆次市区内给我新怎（整）四间一套房间解决我家祖孙三代人的住宿困难。

三、如今愿以祖院交公，新房不怎（整）为条件，只要晋华厂恢复我18级干部级别，享受18级应享的一切待遇，改办离休，再分配住房一套了结之。

……别的别无他求。

山西晋华纺织厂 张昌绪

1989.4.5

此后长达5年的申诉里，没有一个部门愿意正面回应张氏兄弟的诉求。

1990年代初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渐入人们的生活。对自身的利益需求的正视，已经勿须讳言，张氏兄弟也不例外。但羞赧的惯性还在，正如上述信中的“别的别无他求”的强调。

而此时期的王家峪总部旧址，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展区面积已经扩大近一半，经济效益日显。

投诉无门的张氏兄弟开始了用另一种方式宣示“主权”。1989年夏天的一天，时为“八路军总部旧址”管理员的魏菊仙看到一个胖男人风风火火地走进院子，把一个帆布旅行袋放在了刘少奇曾居住过的北屋。

魏菊仙叫住了他，问他是干什么的。对方显然被激怒了，吼道：“房子是我的，晚上我还要住这儿。”县文管所的工作人员闻讯而至，胖男人说他是张昌厚，是这里的房东。最后，工作人员把他请回县城，安顿到一处宾馆，才平息了这场摩擦。

为引起上级重视，1990年，张昌绪找到了左权将军夫人刘志兰。50年前，刘志兰在张家宅院生下了女儿左太北，两家的交往也从未中断。

73岁的刘志兰随即给山西省文化厅草拟了一份公函——“希望能按政策给予解决（张家产权纠纷）”。事情很快有了转机，当年4月，武乡县召集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商讨解决八路军总部旧址产权遗留问题。

时任武乡文管所所长的王照骞回忆：“当时县里提出三套解决方案，一是重新作价征用，二是保持所有权不变，由政府另建一所房屋供房主回去居住，三是房主将房产捐献给国家，国家奖励1万元供建房之用。”

会议上，张氏兄弟中途离场，回来即表示选择捐献方案。“这样既体现了张家的荣誉，又解决了老家住房等现实问题。”张宪国说。

当所有人都以为事情行将划上句号的时候，一周后，兄弟俩突然折返武乡，重新提出了31413元的数字，远超原奖励数额。在征用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张家7兄妹都希望从日渐兴旺的老宅身上分得一份补偿。“毕竟是文物，有价也无价。”张宪国说。

王说这不可能。在后来给上级的报告中，王照骞这样写道：“（如果）处理价格过高，让房主敲了国家竹杠，社会影响不好。”

“首先是容易引起心理不平衡。”王说，“当时与张家宅院一起征用的还有其他5户人家，对他们不好交代。”

分歧就此产生，是“敲诈”还是“合理赔偿”，成为横亘在张家与政府之间的一道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