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关新渠道
走上舞台中央的另一个代价，就是大家对你的议论也更多，其中也不乏由于不知内情甚至恶意的误导。
近些年来，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言论转到了能源、粮食、环境和食品安全等领域，譬如正是中国的消费直接推高了上一轮国际能源和粮食价格的走高等，这种观点曾大行其道，其背后也有一些重要国际智库的研究支撑。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在经过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后深入人心。
而中国在国际上为自己辩护的人通常都是官员。但在西方看来，官员的辩护并不足信。“中国改革开放30年，其间对国际智库之间的较量有所忽视。”郑新立承认。
他对本报记者说，在国际几十年的对外交往中，中国已经逐渐意识到，中国缺乏一个除了政府、政党和议会之外的与国际智库之间沟通和较量的渠道。而发达国家的民间智库具有相当大的社会能量，与政界有着密切联系，他们的身份在政府要员与研究人员之间不断变换（所谓“旋转门”机制），他们的研究报告主要为政府和企业服务，其观点也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
所以，国经中心成立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与国外沟通合作的平台，“针对共同关心的国际经济问题做深入研究、开展讨论、扩大共识”。“同时也可以针对国内外舆论中对中国经济关注的焦点和澄清被误解扭曲的问题，提供一个合理的沟通途径。”郑新立说。
这也意味着，中国从此将形成一种新的国家公关渠道。
布鲁金斯经验
就在中国智库酝酿着走上国际的时候，国际著名智库早已在中国扎根。全球著名智库布鲁金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就是这样一个机构。该中心在清华大学设立了一个常设机构清华-布鲁金斯中心。成立3年来，他们为中国高层所做的研究报告包括中国的汇率、金融改革，医疗改革、中美能源战略等，他们还曾帮上海市政府完成了关于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10点建议。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还邀请了众多美国的资深对华外交官、官员以及著名的学者来访，和中国官员、学者就中美之间的重要战略问题进行闭门或不闭门的圆桌论坛。
仅举一例。
去年5月，正当奥运火炬传递在一些西方国家受阻，国际社会都把目光聚焦在中国身上的时候，时任布鲁金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的贝德来华，他不仅参加了布鲁金斯的一个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作了一个关于中国该如何理解美国不同声音的演讲，还和有关政府官员开了几次关于西藏事务的闭门会议。
在当时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贝德透露，在这些闭门会晤中他一直在向中国有关官员建议：北京应该和达赖喇嘛的代表重新对话。巧合的是，就在贝德离开北京后不过几天，中国政府就宣布了重启对话的决定。
没过多久，旋转门机制再次在贝德身上发生。作为美国一位资深的熟悉中国事务的外交官，他出任奥巴马亚洲事务主任，就美中关系的战略发展向奥巴马出谋划策。贝德也是美国新一任驻华大使的热门人选。
贝德自称是“中国的好朋友”，在中美两国都人脉深厚，他向中国解释美国，向美国解释中国，并影响着两国政府相关的决策。
而中国智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远不可同日而语，这不仅表现在能否推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报告，更体现在人脉的积累上，特别是与国外政府、国会以及智库等的人脉积累上。“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思想库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这将严重影响到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和国际话语权。”去年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做了一年访问研究员的王莉丽说。
被寄予厚望的新智库到底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等一些国家常设性的智囊有什么区别，目前尚不得知。不过怀疑者不乏其人。有学者称，就世界范围看，高级智库之“高”不在级别，关键是看贡献了怎样的“高见”。
另有专家指出，新智库虽然阵容豪华，但组织松散。“现在猜测都没有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智库人员说，“一切都要看将来新智库能参与国家哪些重大决策，参与到什么程度，能发挥多大作用，和其他部委的关系到底怎样。”
他估计新智库可能更多是通过会议和研讨形式，针对热点问题提出决策建议，而不是做系统研究和系统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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