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兄弟的烟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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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英美烟公司在20世纪初的一场商业战争和明争暗斗，与今天的商场并无多少不同

1923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始人简照南猝然去世。他是一个极富传奇性的人物，《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一书的作者、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主任高家龙称赞简照南是少见的、拥有企业家精神的“熊彼特式的企业家。”

在简照南的商业生涯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矛盾，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他在香烟销售时所打的爱国牌；另一面则在香烟制造的初期，对日本在原材料、技术和资金上的依赖，在鼎盛时期，对美国在技术和原材料的依赖。

这种矛盾让大打爱国牌的简照南和他的南洋公司，在面对本土竞争者和外来竞争者时，常常陷于自相矛盾的悖论中，命悬一线。

从其诞生到成为中国最大的烟草企业、并与全球烟草巨头英美烟公司分庭抗礼这一过程中，简照南作为本土企业家展现出的商业智慧和管理智慧，在那个政权更迭、战火纷飞的年代，尤为引人注目。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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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照南（左）、简玉阶

东渡日本

简照南祖籍广东佛山，少年时期，他就肩负起家庭的责任。在他13岁的时候，父亲撒手人寰，本来就拮据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母亲靠缝纫维持一家生计。作为长子，照顾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的重担就落在了简照南身上。

1886年的一天，16岁的简照南从香港到达了日本神户。在日本的几年时间，简照南积累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最初经营利润极高的药品和海产品，随后，他通过海外的广东同乡协会，将日本的瓷器和陶器经由香港，出口东南亚。业务扩大后，简照南一个人忙不过来，于1890年回老家，将18岁的弟弟简玉阶接到日本帮忙。

甲午战争爆发，简照南离开日本，移居香港，仍做贸易生意。“屈辱的条约”，“明治维新”，这样的字眼鼓舞了一批年轻人，去邻邦弹丸之地的日本寻找答案，简照南、简玉阶也在其中。1902年简照南再次前往日本，这次，他加入日本国籍，取名松本照南。这一行为使得简照南日后的商业生涯中，增加了一个被竞争对手攻击的硬伤。

同年，简照南创立了顺泰轮船公司，从租船跑运输做起，往来于越南、缅甸等地，也有一定资本积累。也就是在这一年，简照南对香烟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他很快意识到英美烟公司对日本烟草市场的渗透。

英美烟公司是全球烟草业的霸主，在1899年，它投资1000万日元控股了日本私有烟草公司中最大的村井兄弟有限公司的60%股份。这项投资为英美烟草公司带来了高额的利润回报，仅1902年，在日本的利润额度就接近了50万美元。

1902年，简照南在神户参观完村井烟草公司，之后简照南就萌生了建立自己的烟厂的念头。为此，他在日本购买了卷烟机器，并聘请了日本技师，他曾颇为嘲讽地对他的朋友说，“我从日本偷来了烟草技术。”

绝处逢生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筹备，1905年，简照南、简玉阶（1875-1957）兄弟以10万元股本在香港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是一个设备简陋的小工厂，只装备有一台烤炉、一间烘房、一台发电机、两台磨刀机和四台卷烟机。这是本土的第二家烟草工厂，第一家是盛宣怀于1903年创办的三星烟厂，它很快被英美烟公司兼并了。

在简家兄弟的工厂里，有11名来自日本的技师，他们培训了16名本土的男子如何使用机器和100名妇女如何处理和包装成品，这个工厂每日开工10小时，通过半机械、半手工的方式，能生产香烟大约30万支。

产品生产出来，销往东亚和东南亚，在这里，南洋兄弟很少受到高关税和英美烟公司竞争的威胁。这家公司在建立后的10年内，海外销售只限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地。而在东南亚站稳脚跟后，他开始琢磨将其经营活动，扩展到中国。

简照南和简玉阶在中国扩展后遇到的第一个强劲对手就是英美烟公司。在1915年以前，英美烟公司在中国本土呈垄断之势，它成功地把其中国的竞争对手扼杀在襁褓之中。简家兄弟选择了广州作为突破点，而英美烟公司对这场竞争也磨刀霍霍。

英美烟公司对南洋香烟进入广州市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手段极其恶毒。它暗中买进大批南洋香烟，储藏起来，等到香烟霉坏了，再廉价向消费者抛售，使得南洋的名誉大大受损。

同时，它还试图将中国的排外情绪转移到南洋身上。待南洋在广州创立分公司，它投书报纸，指责南洋与日本千丝万缕的关系。此外，它还向香港法院指控南洋伪造英美烟的商标，南洋吃了败仗。

对于对方发动商战的前两项，简照南无可奈何，但他在广告推销上的天分，使自己的产品不同于已立足的竞争者的产品，南洋兄弟公司才得以绝处逢生。

简照南提出“中国人请吸中国烟”，他积极参与慈善捐助活动。广东地区每年都有水灾，简照南组织了10艘救济轮船，上面插满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救济”的巨型彩旗，很扎眼地停泊在广东海滨大道的一座戏园前。

简照南也利用地方迷信来进行南洋公司的广告宣传。他暗中出钱让人到一些葬礼活动中免费散发英美烟，还特别收买抬棺人叼着香烟出殡，让人们产生购买英美烟会带来“不吉利”的印象。

南洋的广告宣传收到了效果，1915年，南洋的产品55%在东南亚销售，27%在香港销售，16%在中国销售。简照南在广州站稳了脚跟。

在广州取得胜利之后，简照南迅速北上，投资100万元在上海设立了雇工超过千人的卷烟厂。但整个北上的过程，却非常不顺。在汉口，英美烟公司与南洋的比例是10：1；而在天津，是14：1。

命悬一线

尽管北上受挫，但其竞争对手英美烟公司很难将其从市场上一举扼杀。在1917年，英美烟公司提出了合并的要求。颇为有意思的是，简照南一面在市场上奋力打击英美烟，抢夺市场份额；一面力促合并。在他看来，南洋兄弟身处乱世，仅以自己的这点商业资本很难独存，所以必须有所依靠。

开始，简照南试图与北洋政府合作，通过“官督商办”的模式，取得政府的扶持。然而在几轮接触之后，他大感失望。在与北洋政府的谈判冷却下来后，英美烟公司给南洋公司抛来橄榄枝，简照南异常看好与英美烟公司的合并，但在家族内部，他却遭到了激烈反对，理由是“违背爱国原则”，而简玉阶是最坚定的反对者。

简照南为何没有遵循“爱国原则”，在他看来，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史，扭曲了家人对生意的态度，使他们义愤填膺，并幻想南洋对付英美烟公司的斗争是一场爱国圣战，民族情感成了支配商业决定的一个先决性条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简照南预言，这种思维方式将会给南洋兄弟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后一语成谶。

这场隐蔽的合并交易从1917年3月谈到11月，终于流产。

南洋公司与英美烟公司的竞争再次升级。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英美烟草再次对南洋兄弟发起舆论攻击，这次攻击的由头是简照南加入了日本国籍，这一事实让南洋兄弟顿时陷入丑闻漩涡。

1919年5月27日，简照南宣布放弃日本国籍，但还是很难平息民众的质疑。就在放弃日本国籍的同一天，简照南做了一个决定，宣布立即在公开市场发行价值1500万元的股票，每股为20元，只对国人发行。南洋兄弟股票受到欢迎，张謇、虞洽卿、朱葆三等知名企业家纷纷出资入股，简氏家族的股份从94％稀释到60.6％。

一个月后，简照南决定重组南洋兄弟公司，将总部移至上海。那一天，“五四”抗议活动也以凡尔赛条约签字而告终，对简照南来说，两个月的商战伤害了他的名声，加重了广告负担。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到了7月中旬，关于他的国籍的争论从商场转到了北京的官场。

在北京，关于南洋兄弟公司的争论也并非平地风波，早在两年前，即1917年的7月17日，新选入会的议员何勋业要求政府废除南洋兄弟作为公司的注册；而一个星期后，另一个国会议员、山西省军界代表周维藩扩大了对南洋的攻击，即解除南洋兄弟登记执照，拒绝简照南重新确认其中国身份的要求。

还有一些人通过非官方的途径反对南洋，黄楚久代表检查促进国货委员会向农商部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取消南洋的营业执照，停止营业，并由各级政府实施禁令。按照简玉阶的说法，英美烟公司出资40万给流氓商人和职业说客黄楚久，上下打点，黄花了20万，“买通上下，出此毒计”。官方和非官方反对南洋的理由都只有一个，简照南的日本国籍。

种种压力之下，1919年8月9日，北京的农商部宣布吊销南洋兄弟公司的执照，并将其视为日本企业。

这一决定，也引发了如潮的抗议，一拨反对者是爱国华侨，在他们看来，简照南一案意味着政府禁止中国人拥有双重国籍，并第一次开始歧视海外华人。他们的抗议压迫北京政府就简照南申请国籍问题做出决定。1919年1月13日，内务部恢复了简照南的中国国籍，并命令农商部恢复简照南的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