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梅，你怎么还在做公益律师呀？

抑郁症的困惑

中心成立5周年的时候，郭建梅感到身心俱疲。她上台讲话，才说了几句就流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没办法把话讲下去。当时有一张合影，她尴尬地坐在中间，直到现在她都不敢去看那张照片。

那段时间，她经常哭，对刘震云说，不想再继续干这件事了。“其实我很少跟刘震云说这些事情，我不想把工作的烦恼带回家里。”她突然特别恨这个社会不可救药，自己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好像生活在世外桃源一般。

“你想用自己的努力去救助这个社会，结果被人家一脚踢了出来。凭什么这样做啊？我有这样的义务？别人说我精神病，说我炒作，说我想出名，这么多屎盆子往我身上扣。我们一方面沉浸在自己的精神海洋里头，自得其乐，另一方面，我们又和现实相冲突，这是蛮拧的一件事情。”

看着郭建梅心情不好，刘震云对女儿说，带着你妈妈去散散心，回来就好了。一家人去了千岛湖。从上海坐船去时，郭建梅就开始流眼泪。女儿在沙滩上弄了个沙雕，想让妈妈去看，跑过来把郭建梅挡在脸上的帽子拿开，看见她的眼泪在哗哗地流。女儿特别不理解，这是为什么呢？

郭建梅觉得自己撑不住了，得往后退了。冰心的女儿吴青女士是中心的专家，她“教训”郭建梅，做这个事情是你自己的选择，要么就不做了，赶紧回去做你的商业律师。你的心态出问题了，你的精神支柱出问题了。

“刘震云开始也不理解，为什么干这么点事情就得这个病了？你看我当初被退了这么多稿子都没抑郁。”

郭建梅家里有两个箱子，里面装的全都是刘震云当初没发表被退回来的稿件。“他当初写了好多年东西都还没被认可，急得不行的时候，他写，我给他扇扇子。”她记得，1987年时，两口子的存款只有1100块钱。为了给刚出生的孩子照相，花了300多块钱买了相机，又花了600多块钱买了电视，家底就没了。

一位国外专家告诉郭建梅，在美国，公益律师需要经常接受心理咨询，过多地接触社会阴暗面而不懂得排遣的话，就容易出问题。

郭建梅去看了医生，诊断结果是：中度抑郁症和重度焦虑症。

有得过抑郁症的朋友告诉她，得了这个病，脸皮得厚，不要闷在心里不说，不要害怕别人知道自己得了这个病，得锻炼，一定要吃药。

郭建梅吃了大半年的药，病好了许多。她做了这么多年公益律师，刘震云给她的支持很多。“他给了我一个很安稳的后方，那是一个港湾，不至于我失业了，没有钱没地方住。”

一直走下去

有一次聚会，郭建梅和刘震云都在。别人问刘震云，觉得你老婆怎么样？刘震云很认真地说，我觉得她特别伟大。“之前我从来没听他在别人面前这样说过我，”郭建梅说，她特别感动。

郭建梅有时回到家后抱怨，现在特别的累。刘震云就对她说，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应该叫苦。刘震云每天早上都坚持跑步，下雪天也跑。前段时间，在刘震云的带领下，郭建梅也去跑跑步。“最近刘震云和我下棋，你说下什么棋？军棋。他已经赢了我5盘了，听起来像小孩的游戏，但我们俩享受着其中的乐趣。”

郭建梅还是学生时，喜欢画画，现在她觉得爱好都被限制住了。“等我老了给自己弄个画室，画点画，学学古筝什么的。”

刘震云的爱好有点不一样。他的爱好是到村子里走，跟村民聊天，手里拎着个小本记录。刘震云的成名作《塔铺》写的是他家乡的一个地方，他带着郭建梅和女儿去那里转过好几次。

“我就喜欢到田野里看看风景，倒不想非要跟人聊天。我在办公室天天接待这样的人，平常都聊得够多的了。”郭建梅说。

郭建梅喜欢春天。在她看来，如果哪个季节给人留下过美好的回忆，这个季节来临时，就会想起过去。“刚进大学的时候，大家在春天里骑着自行车出去玩。唱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还有‘澎湖湾’、邓丽君等等。那种感觉那么好，春天的风吹过来的时候，就觉得回到了那个年代，心情特别复杂，又温暖又伤感。好像才进大学，怎么忽然一下就快50了？”

前段时间，中心开了一个公益律师的研讨会，一个律师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才36岁。那段日子，郭建梅另外两个朋友也是突然去世，一个51岁，一个34岁。这让郭建梅非常感慨。

“有的人说，活着的时候拼啊挣啊的挺厉害，但到八宝山看几个葬礼就全明白了。在这个世上，什么是值得你追求的？我自己也没想明白。我觉得自己像一列火车呼地就冲出去了，还没顾得上想为什么。有的人趋名，有的人趋利，我这样的是趋理想、趋信仰的。我有时候想想，人一辈子都不可能成熟。那个律师在会上出事的时候，我正好特别累，身体感觉很不好，就去做了一整套检查。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要怎么对待自己的生命？怎么样才不枉费一生？我不想做商业律师，不想做家庭妇女，我就想做现在的事，这样才快乐。”

郭建梅坐在中心的会议桌前说着话，已经是傍晚6点多了，还有工作人员没走。她说，你看，我们这些人轰都轰不走，每天都加班，这帮人就这样。

去年，她参加了北大法律系同学毕业25周年聚会。在她同学中，有当了大官的，赚了大钱的，成了大教授的。有同学问，建梅啊，你怎么还在做这个呀？

她现在不怕别人说了，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会一直这样干下去，除非走不动了。”走了十几年，她用一句话形容这个过程：我们拉着一辆沉重的车，顶着风，上了一个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