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逊：伊拉克人民无法起诉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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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有点像网球运动员，打比赛有时输，有时赢，总在抱怨裁判不公，却挣了很多钱。但是当网球运动员需要很聪明，而当律师并不一定要聪明，只要具备“常识”和“相对干净的手脚”

杰弗里·罗伯逊（Geoffrey Robertson QC）先生表现得像一位真正的英国绅士。两个多小时里，他没理会身边人的建议，一直站着讲话。他尽量放慢语速，想让面前坐成一个方阵的中国读者，完全领会他带着浓重澳大利亚口音的英语。这些人手中，捧着他刚被译成中文的400页的著作《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在序言中，北大法学院贺卫方教授称之为正本清源之作，重现了360年前那段颇有禁忌的历史。

4月8日下午，书虫们早早聚在季风书园，等候传说中在法学界段位很高的作者。去年，罗伯逊先生是英国王室法律顾问、联合国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法官。他参与过起诉皮诺切特（智利前总统）和海斯廷斯·卡穆祖·班达（前马拉维总统）这些著名暴君和独裁者的案子，还在伊拉克培训过审判萨达姆·侯赛因的当地法官。

谈起那次经历，他说：“美国人插手这件事，他们一定要萨达姆死，而联合国法官主张废除死刑。我当时自以为聪明，提出可以把萨达姆终身监禁在芬兰，但美国人说不行，那样家人还可以去探望他，他也可以看电视，甚至看A片；我又说，可以像把拿破仑流放到圣赫伦那岛那样，把他关在福克纳群岛，那样他只能跟企鹅讲话。但美国人又说，那样会开发出一个‘去福克纳岛看萨达姆’的旅游项目来。所以后来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位检察长比较温和，很快被换掉，第二任也因不够强硬被拉下来。萨达姆在2006年最后一天被处绞刑。他被处死之后，很快成为烈士，他的墓地现在成了朝圣之地，这跟当年处死查理一世犯的是同样的错误。”

罗伯逊先生还回顾了二战后纽伦堡审判背后的政治角逐：“丘吉尔不希望审判战犯，他想把上层75位战犯枪毙了事，但杜鲁门希望有公审，英美陷入僵局；这时，第三方斯大林非常乐意看到审判，只要最后把他们都杀了就行。”

《媒体法》

《弑君者》

这幅木版画描绘了查理一世被行刑的场面

杰弗里·罗伯逊
英国王室法律顾问、联合国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法官。参与过起诉皮诺切特和海斯廷斯·卡穆祖·班达等著名暴君和独裁者的案子，还在伊拉克培训过审判萨达姆的当地法官

世界一流媒体都有官司找到他

罗伯逊很以自己出生的日期骄傲：1946年9月30日，那是历时一年多的纽伦堡审判的最后一天。他在悉尼的市郊长大，父亲曾是“二战”期间澳大利亚敢死队的飞行员。

他强烈的正义感可能源自童年邻居家那个好斗的玩伴。“战事”容易诱发正义与邪恶，而小孩子得以用自己的眼睛和头脑辨识。罗伯逊5岁之前不会开口说话，后来一开口就有很浓郁的澳洲音。当年他在中央刑事法院接手第一个案子，为一个澳洲人辩护，因为口音很被法官嘲笑了一番。做了这么多年，他上庭之前还是会紧张，因为感觉别人命运的一部分就在自己手中握着。

香港大学陈婉莹教授说，罗伯逊还是传媒法领域的大师，他最重要的著作是与Andrew Nicol QC合写的1100页的《媒体法》，已再版了5次；他在法律上的另一贡献是使得“沉默权”得以合法，也就是说，被审判者有权“不自证有罪”。

翻看他的出庭记录，会发现从《卫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OZ》杂志、《福布斯》杂志、《财富》杂志、《滚石》杂志、CBS“60分钟”栏目到各地方媒体，都有官司找到他。

罗伯逊还为印裔英国作家塞尔曼·拉什迪涉嫌言论煽动罪出庭辩护。1994年2月14日，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发布一项追杀令，悬赏300万美金取拉什迪的性命，因为其作品《撒旦诗篇》亵渎了伊斯兰教。1998年9月23日，为了缓和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长期敌对，伊朗总理卡塔米在纽约宣布拉什迪事件“现已告一段落”，拉什迪先生才从天天睡不好觉的恐惧中解脱出来。

罗伯逊曾在牙买加为一个死刑犯辩护。他跟被告一起待在监狱的死囚区，深切感受到什么叫做折磨。后来他在庭上提出死刑犯的刑期应折抵，因为他们受到了不该有的折磨。这个观点多年后在乌干达和美国的法庭上被接受。

查理一世弯下了腰

1999年，罗伯逊参加了一次讨论会，这是好朋友米歇尔·科比大法官为纪念查理一世审判案350周年而举行的。米歇尔认为从法律意义上讲，审判查理一世是令人感到羞耻的事。“但直到我翻出老版的《国家审判》——这是我早年傻乎乎进行的教育投资之一，现在这些资料大部分都可以在网上免费阅读，而且还一尘不染——我的看法有了改变。”

1640年代的英国，如果冒犯了国王，法官会被割掉耳鼻。在那样一个时代里，有个叫约翰·库克的律师，与克伦威尔将军、约翰·布拉德肖法官及圆颅党人一道，突破重重阻力，将发动连年战争、给本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国王——他甚至打算征募外国军队同他的人民作战——送上位于查令十字街的威斯敏思特大厅的审判席。

“你凭什么审讯我？”查理一世拿着他带银尖的手杖问法官。萨达姆·侯赛因与米洛舍维奇问过同样的问题。查理在庭上3次用手杖重击库克的肩膀，想阻止他宣读起诉书，但库克没有停顿，一气读完。因为用力过猛，国王手杖上的银尖头掉在地上，他勒令库克为他捡起，库克没有那样做。众目睽睽下，国王不得不弯下腰，自己捡起那枚小东西——他对着法庭，弯下了腰。国王最后被判绞刑。这次审判，使得英美法系出现了第一个审判暴君的案例，并使“暴政罪”得以成立。几个世纪后，这些罪行进一步被称为“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然而11年后，复辟的查理二世将库克等人送上审判席，以叛国罪处以令人作呕的酷刑：绞刑。他们在未咽气时被砍下头、割掉生殖器等器官、取出内脏。如果仍未死亡，他们还将忍受烈焰灼烤，并被砍下头颅、五马分尸，残肢与头颅被悬挂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的门楣上。

2008年，罗伯逊获得了联合国司法委员会授予的“卓越法理学家奖”，这在业内是很高的荣誉。在他看来，律师有点像网球运动员，打比赛有时输，有时赢，总在抱怨裁判不公，却挣了很多钱。“但是当网球运动员需要很聪明，而当律师并不一定要聪明，只要具备‘常识’和‘相对干净的手脚’。”在《弑君者》中，他也对约翰·库克清教徒式的高尚品行和为理想献身的言行表达了充分的敬意。

罗伯逊曾在电视台主持一档谈话节目，那天嘉宾有事没来，临时换上了著名女性主义作家、曾经的歌手凯西·乐蒂。他们一见钟情，现在跟两个儿子一起过着“王子公主般幸福的生活”。“她比我有趣得多。” 罗伯逊说。凯西的个人主页非常性情，她写过不少书，其中一本叫《怎样谋杀亲夫》（How to kill your husb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