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摄影师看来：“再婚是一个简单、原始、有效的精神自救方式，至少可以帮他们度过地震后最艰难的时光。”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温情，也没有那么多的浪漫，重组家庭是一个极其现实的话题。对异性的需要，对基本温暖的需要，对家庭秩序的需要，甚至是对一个看家护院人的需要、对一碗热饭的需要。但你不能说，基于这些需要的彼此选择，就意味着情感因素的缺失。

这是一种更有质感的心理需要，不一定绵软舒适，却有强度。况且，即便是在这么大的灾难过后，人并没有喘息之机，生存的压力时刻悬在头顶，一个有效的经济共同体，具有天然的最高合理性。

冷，是真的；需要精神自救，是真的；算计“条件”，比较抚慰金的多少，也是真的。毕竟，这是浩劫之后全部的经济实力，是通向未来的筹码。

地震后的再婚婚姻市场，是大灾之后最有效的取暖空间，却也是最残酷的炼狱。毕竟，于再勇和罗兴荣那样的七口之家少之又少；毕竟，入夜的板房里飘荡着吴瞎子的哭声。

地震后半年左右，是第一批再婚家庭的高峰。最现实的生存需求，就凝聚在这里——有人做饭、看守家当、分担经济压力，当然，更包括生孩子。

在少则十几天、多则不超过三个月的了解时间里，很多人的选择标准，是“跟原先那个像”——靠习惯，来保证婚姻。

黄麟燕平静的话语，是这些家庭的底线保障：“大家都是成年人了，都经历过婚姻，没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总是忘不掉永兴板房那位世居山间的老人，他试探着问我这个外人：“你们觉着，这样成家是不是太草率了？”眼神里流露着不安。

我说：“认识多长时间结婚，这不是标准。他们中间，会有人再次分开，一定也会有人过得长久。”

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婚家庭的绝对数量越来越多，但越来越多地出现了离异、原先丧偶、初婚的情况。第一批家庭在一段时间内重组之后，更多的人在不紧不慢地“耍朋友”，长时间地相处、充分地考虑和比较。地震丧偶的人群，逐渐化入正常的婚姻体系，一切正在回归常态。

上海摄影师安光系，从地震后的第二个月开始寻访再婚家庭。在每一家，他让夫妻两人自然地并肩而坐，按下快门，同时进行结构性访谈——依据社会学博士设计的问卷。直到一年后的今天，他已经走进过六十余户人家，一直打算整理访谈内容，但一直对打开那些文字怀有强烈的心理抵触。

他总是显得焦虑。

翻山越岭按图索骥，一村村、一户户地跋涉，都算不了什么。折磨摄影师的是：他不得不让镜头前的人们重返惨烈的回忆和逼仄的生活。他说，几乎每一对再婚家庭的成员都有心理上的阴影。有人告诉他：“你们采访完走了，他们都要自己哭一场。”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一度产生了“应激性心理障碍”，什么也不想说，什么都无所谓了。

情感折磨持续数月。

他能长时间地盯着照片。在镜头前，有些夫妻本能地彼此疏离，有些刻意亲密，有一些的神情还在恍惚、愕然之中。这些中年人，惴惴不安地担心自己板房“不成样子、拍不得照片”，洗印好的照片送到他们手中后，几乎无一例外地被郑重收藏起来。

在安光系看来，“再婚是一个简单、原始、有效的精神自救的方式，至少可以帮他们度过地震后最艰难的时光”。

未来会怎么样？依然是一个问题。

我让他用几个形容词，来描摹他所见到的再婚家庭。他的答案是：“艰难”、“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