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文化救赎
“人们过于热切地改变生活，却遗忘了保护文化和民族记忆。”
“这是最好的时光，也是最坏的时光。”4月29日上午，36岁的阿尔村青年余永清登上自家房顶，眺望欣欣向荣的新村庄，却是怅然若失。
这段时间以来，让这位自学成才的羌文化民间学者感到心痛的是，他的故乡阿尔村正在变成一座平庸的村庄，“人们过于热切地改变生活，却遗忘了保护文化和民族记忆”。
这样的话打动了很多学者，却打动不了他的妻子。前者称他为“一个民族觉醒青年的代表”，后者却声称要跟他离婚，原因是他放着房子不修，“不务正业”。
余永清不同意妻子的评价。这个17岁就走出大山接受教育的年轻人，曾被一个老释比用“法术”治愈顽症后，便迷上了本族文化。在随后的13年里，他和时间赛跑，和文化流失赛跑。“每分每秒都有东西在消失。”余永清说，“我要全部记录下来。”
余永清曾当过两年中学教师，他有过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在农村推行羌语文教育。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到一个星期，班上的学生数就降为零。
十年前，他转为田野考察和研究。纵使已走遍了汶、茂、理地区大部分羌寨，积累了40万字笔记和3万张图片，但在破坏巨大的地震面前，他仍懊悔“做得太少”。现在，他把原来的研究方向放大到一切与羌族有关的抢救性发掘上。“能救多少算多少。”余说。
地震对羌族文化消失的加速出乎余永清的意料。“村民们文物意识薄弱，加上文物贩子猖獗，羌族文化正遭遇流失。”余永清说，“对于没有文字的羌族来说，后果尤为严重。”
地震后，为尽可能地收集文物，他甚至还“挪用”政府发给家里的生活补助。
妻子不止一次提醒丈夫他也是灾民。“如果消失是必然，我希望能记录些痕迹。”余永清说，“哪怕后代子孙只能在博物馆里了解自己的民族，总比什么也不做好。”
在全民建设现代家园的局面下，余永清难免成为异类。就在一个多月前，村里商量拆掉重建西头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羌碉，并把工程承包给他的舅舅。就在动工的那一天，余永清求助了所有认识的专家学者，并亲自拦住施工队伍。碉楼最后通过上级行政命令保了下来，但他也落下了“不识时务”的骂名。
余永清最近一次疯狂行为是花了近6000元购置了一台相机，这个几乎相当于半个屋顶的价格，让妻子看到丈夫的“不可救药”。在这场不断升级的冷战中，余永清只能在大门旁挥毫了一篇《陋室铭》以抒胸臆。
两个未来
“毕竟，在汹涌的现代交融进程中，没有什么文化是牢不可破的。”
忧心忡忡的余永清并没有太过影响族人的心情。4月29日晚，阿尔村年轻释比余正国家里热闹非凡，他所率领的“阿尔村释比表演艺术团”正在排练节目，准备后日在成都的演出。
近年来，作为“释比文化传承地”，阿尔村这块“活化石”不断受到外界关注，余正国和他的队友已经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参加过演出和文化交流。
余正国的爷爷是阿尔村最富盛名的老释比。老人于3年前离世，但德荫子孙，年仅27岁的余正国被赋予对外宣传阿尔村的使命。“出去才知道，很多人还不了解中国有个羌族。”余说，“我们不能再固步自封了。”
更多的对外尝试在不断进行。由阿尔村小学16名学生组成的“羌族童声合唱团”就是其中一个成功的例子。地震粉碎了校舍后，整个阿尔村小学师生转移到深圳继续上课。
余正国至今仍记得孩子们首次到广州做感恩演出时的眼神——饱含新奇、不解和向往。回到宾馆后，他们问，“能不能把阿尔村也建成像广州这样大的‘村子’？”
进入5月，一个好消息振奋着阿尔村。5月20日左右，“羌族童声合唱团”将受邀到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这个迄今最高规格的礼遇让阿尔村的村民看到光明的未来。至于文化传承，此时则是一个过于形而上的问题。人们的回应大多如余正国一样乐观：“无论孩子们走多远，根还在这里。”
美好的经济前景正逐渐占据人们的神经。阿尔村已经制定了一个200万元的旅游开发计划，包括打造一批文化广场、祭祀塔等人造景观，同时鼓励村民开设农家乐和旅馆创收。
“这是一个愚蠢的做法。”余永清愤懑地说。这个孤独的民族文化捍卫者，曾向族人提出过一套平衡发展与保护的解决方案——保持老寨子原貌和周围生态，另择空地建新村。
这个看似不切实际的想法很快被束之高阁。村子日渐繁荣，余永清的心情却日渐沉重，最后只好待在家中整理那些不知能否出版的羌文化书稿。
而一个最近出炉的调查结果被余永清写进一篇论文里——仅仅5年时间，羌语盲区（不使用或很少使用羌语的地方）在龙溪乡就往里推进了10多公里，阿尔村成了最后的堡垒。
“如果不加以干预，不出10年，阿尔村也难逃一劫。”余永清说，“毕竟，在汹涌的现代交融进程中，没有什么文化是牢不可破的。”
同步评论并分享本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