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比贪官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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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随想

醒眼人着目这文题，准保认定笔者谵妄。今日里贪官迭见杂出，恶积祸盈，人人喊打；有的坏官这儿倒下，那边又爬起，竟然还有提升的。普通群众谁不期望吏治清明，巴望着多出些清官？说什么“清官比贪官更坏”，老百姓自然“不高兴”。

且慢，文题可不是笔者的意思。那是1965年深秋姚文元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中的观点，而此文又是翌年“文化大革命”的点火之薪。起初，谁也不怎么关心这又长又臭的文章，盖因姚文元其人曾在我们大一时来讲过“文艺学引论”，与周而复、以群等校外请来的讲课专家相比，不论内容还是口才，姚实在要劣去一大截。记得当年文艺理论中所谓的“人民性”是个表示资产阶级作家同情下层百姓的“好”的概念，“人性”则是资产阶级杜撰的坏东西。也许因为只有一字之差，也许讲课人语言智商有问题，姚文元在台上老是错置两者，听得我们大家掩口胡卢。之后也偶尔在报端读到姚的所谓杂文，从文艺、历史、哲学跳到“无标题音乐”，像是无一不知又无所不为的博士卖驴。文章老爱用“编者式的‘我们’”（即英文里的editorialwe，以此代替个性化的“我”实为小品大忌）作主语，加上无数虚张声势的修辞问句，全无可读性。

这一回如此长篇檄文见报，再鲁钝之人也看得出来头不小；更加不同寻常的是要求我们讨论再讨论，讨论中又似乎特别注意诱导歧见。发表姚文的《文汇报》打破常规，一连几天，狂发“编者按”，几乎是“乞求”读者参加“百家争鸣”。那时我还是等待分配的研究生。说实话，我们中的多数人根本没有耐心去读完姚文，只好应景讨论诸如“岳飞比秦桧更坏吗”之类的问题，大开“无轨电车”。后来，时间跨入1966年，这位姚某人更不得了啦，再著长文批北京的“三家村”、“燕山夜话”，终于弄到我们被迫停课。记得那天本来是计划到虹口公园去实地上口语课的，兼带用英语议论清官是否比贪官更坏，师生都颇有期待，也作了充分的准备。停课令一下，计划泡汤。

除去体制性的大叙事不说，我至今不能认同清官比贪官更坏的姚氏论断。只是海瑞虽是南青天，还被皇帝下了大牢，听说天子驾崩，既不喜跃抃舞，也不自戕殉节，只是把吃下肚去的东西吐了出来，缺乏戏剧性和轰轰烈烈，有些让人恶心，可算是为官清正一生，最后的句号没有画圆（英文里可称anticli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