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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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乐观看债务占GDP百分之二三十，不高，其实后面隐性债务并不低，要把政府的政策成本、调控成本或者刺激成本统一化、显性化，告诉老百姓

中国经济、全球经济都有近忧，更有远虑。近忧，无非是经济下滑。经济有两种衰退与复苏的轨迹。一种就是你不刺激，或者很少刺激，肯定是降幅很大，之后可能出现一个微型的反弹。一种是大力刺激，最终可能经济下降的幅度可以浅一些，但是最终调整的过程，所谓复苏的过程将是漫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使得原来导致危机的因素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比如说投资进一步过剩等。

这两种轨迹，一个是V型的，另外一个可能是长长的U型，而且可能是非对称的。第二个模式说穿了是用时间换空间，最后都要付成本——两个模式最后算一下都在零以下，从零线往下算，面积是一模一样——这个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

调控，或者说刺激之后还应该做什么？经济增长将来到底应当依靠什么样的动力来推动？这时，可能需要考虑一些远忧。如果说昨天全球经济已充分享受高增长、低通胀的优良宏观环境，可能明天全球经济必须处在一个高通胀、低增长的环境当中——未必是绝对意义上的滞胀，但和前几年相比，通胀比较高，经济增速比较慢。

首先，发达国家很快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整个社会潜在GDP增速会下一个台阶。这个当口，实际上这些国家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大量发债——但他们已经大量发债——这些需要由未来纳税人偿还，但是未来纳税人数量在社会当中占比是下降的。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都是一样，都需要父债子还，但这些国家很快会看到社会当中儿子越来越少，父亲和祖父越来越多。怎么办呢？必须要用一定的税收杠杆来偿还这种债务，但是仅仅依靠税收杠杆，依靠未来纳税人的税负偿还这一代人欠下的孽债，那是不够的。

在这种宏观环境下面，中国经济怎么办？中国出口占GDP比例是很高的，出口对GDP贡献不仅来自于直接贡献，有许多是间接贡献，比如与出口相关的投资项目。将来经济增速也不可能像过去十年那么快，保持在平均每年10%。所以会出现目前看来的周期性下降，实际上背后是结构性的拐点。必须要推动内需来一定程度地弥补出口增速的下降。

内需有两块，投资和消费，更多应该推动消费，推动投资可能会使投资与消费的矛盾更进一步激化。如何推动消费？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根本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大家没有钱，二是大家对于消费之后未来是否可以有足够的社会保障感到担忧——退休怎么办？生病怎么办？子女教育怎么办？

需要做的，一个要大幅减税，减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税负完全由消费者承担的，而且收入越低者受到增值税的负面影响越大。低收入者消费支出在整个收入当中占比是比较高的，所以高增值税是一种劫贫济富的做法。个人所得税也是，我们最高税率是45%，与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相比，这个税率是不相称的、过高的。这些税收如果能降下来的话，会刺激消费，不仅是短期刺激消费，长期也可以鼓励消费。

这个做法最终可能会使得财政赤字加大。有人会问，现在减税，用什么填补财政的窟窿？发债。发债可以让调控的成本显性化，不要什么事都让银行来贷款，好像我们国家，乐观看债务占GDP百分之二三十，不高，其实后面隐性债务并不低的，要把政府的政策成本，或者调控成本，或者刺激成本，统一化、显性化，告诉老百姓。

发债发给谁呢？可以发给两个主体，一个是发给境外人士，同时也可以考虑让货币当局买一点这个债，像美国也是照样买它的国债，但是不是买了这个债将来有通胀风险？等于说货币当局来为财政印钱买债。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可以解决，你买了债之后，手上有很多外汇储备，把这个卖了，把市场上面一部分人民币中和掉，不就是最后升一点值吗？这也是有利于鼓励消费的。最终一看，税收降低了，消费增长了，外汇储备有所下降。如何更好使用外汇储备来为国内经济服务，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这个债我起一个名字叫做“经济转型债”。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政策，可以使得经济更长期地保持来自于私营部门的增长动力。目前，来自私营部门的投资增速基本上还是停滞的，有一些是负的，主要是政府项目投资在推动。这种推动肯定是不能持续的，未来如何给私人经济开辟更多投资空间是一个关键问题，中国急需要打破垄断，理顺资源价格。像1998年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就是房地产改革，吸引大量资金介入，解决就业问题。现在应该沿着这个思路探讨，除了刺激和振兴计划之外，接下来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

很多服务领域是需要改革的，比如说医疗领域，教育领域也是。另外一个是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中国长期能够重新获得很大收益的一项政策。另外，大家都谈改善贸易条件，我觉得中国急需改善投资条件。你投资美国国债，收益率从0到2%。但是美国人拿了你的钱，到你这里投，通过PE，回报率都是两位数，甚至三位数，投资条件远远优于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投资都是买他最安全、流动性强的债券，为什么我们不把自己的债券市场扩大之后，让他们来买？“经济转型债”一大部分可以让外国人买，我们走出去，我们投出去。

还需要实现政策成本的透明化，少搞隐性的财政负担，即使要搞，到底政府花了多少钱，财政上要有更多的显现。同时，从货币来看，现在M2增长25.5%，1997、1998年时，货币政策也较宽松，那时才11个百分点，现在22个百分点，货币总量已经超过实体经济的需要。有没有钱流入股市？肯定有，导致对未来通胀预期大幅上扬。对宽松的货币政策适度微调也是必要的，以免从适度宽松变成过度宽松，政策的短期化往往导致投资行为短期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股市在涨。

（作者为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此文根据作者5月16日在第二届陆家嘴论坛的演讲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