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倒计时】中美预热新一轮全球气候谈判

中美分歧依然明显

食客吃了厨师做的早餐，却让厨师承担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但是就目前而言，中国和美国的分歧依然明显。

气候变化谈判一直被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中美两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集中体现了两个集团之间的分歧。

从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人类由于化石燃料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占了95%；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中，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占到总排放量的77%。正因为此，气候谈判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但中美对此却有不同理解。简单而言，美国更强调“共同”，要求同步减排；而中国则更强调“区别”，认为发达国家责任更大，应率先减排。

分歧还在于排放应按生产计算还是按消费计算。当前国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是加工制造业的主要承担者，其制成品很大一部分最终供发达国家消费。亚 洲开发银行副行长金立群曾对此比喻说：“这正如厨师与食客的关系，食客吃了厨师做的早餐，却让厨师承担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不久前，英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尼可拉斯·斯特恩认为，中国人说的或许有道理。“生产者固然有责任，但消费者肯定也脱不了干系。这个逻辑是站得住脚的。”——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将可能取得进展。

在两个最重要议题即减排目标和技术合作上，中美差距甚远。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显示，要避免2摄氏度以上升温带来的危险后果，发达国家到2020年需要比1990年削减25%-40%的排放。

5月21日，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立场，坚持发达国家作为整体，应到2020年在其1990年水平上至少减排40%。

而美国目前提出的方案与此差距甚远，它只愿承诺：到2020年，将在2005年水平上减排17%。由于美国2005年的排放比1990年增加了17%，这一方案被视为“零减排”而饱受批评。

在发达国家之间，各国也分歧明显。欧盟提出到2020年在1990年水平上减排20%至30%；澳大利亚提出到2020年在2000年的水平上减排5%至15%；日本则把到2020年时在1990年的水平上增排4%至25%均列为中期目标方案。

不久前，八国集团环境部长会议在意大利西西里岛锡拉库萨市结束。针对会议取得的成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施泰纳颇为无奈：“大家惟一的共识是，在年底达成全球性协议的时间所剩不多了。”

根据绿色和平的计算，综合现有的各国减排目标，到2020年发达国家只能做到4%～14%的减排，大大低于保护地球气候所需要的行动力度。

而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方面，也因为部分发达国家缺少应有的政治诚意，同时也缺乏相应的实施机制，兑现得很不够。

而在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是心思各异。担心气候变暖使海平面升高的“小岛屿国家”更多关注控制碳排放总量，在敦促发达国家执行甚至提高量化减排指标的 同时，也不反对甚至鼓励发展中国家设定量化减排指标；一些最不发达国家为了寻求援助，有可能倒向发达国家集团；南非、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由于拥有一定环保 技术和产业优势，也有立场松动的可能。

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各国正合纵连横，暗流涌动。

美国内政：奥巴马和国会的博弈

最坏的结果不是在哥本哈根上没有达成协定，而是达成的协定不被美国国会批准。

12月哥本哈根峰会被视为全人类拯救自己的最后机会。

奥巴马上台之后，雄心勃勃地提出，美国要在解决气候变化方面成为领导者，实现经济复苏和解决气候变暖的双赢。

5月21日，美国众议院能源商务委员会以33比25票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与能源安全法案”。这部长达932页的法案，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其温室 气体排放量进行了限制。但是，这部法律要真正具有法律效力，还要通过自然资源委员会、筹款委员会和农业委员会的审批和修订，经众议院全体表决通过，得到参 议院的批准，最后才是奥巴马的签署。

佩洛西已将这一法案列为今年众议院的重点，并明确要求这三个委员会尽快作出决定。估计最快，众议院能在今夏就这部法案进行全体投票表决。

不过，这部刚刚闯过第一关的法案，已经遭到了共和党的猛烈批评——33票赞同票中，只有1票来自共和党。

5月30日，作为共和党持续一周的攻击的总结，印第安纳州州长米奇·丹尼尔斯在共和党每周电台演讲中称这一法案是“不智政府的经典案例”：“我们的付出是明确、巨大、即时的，但我们的收益却是含糊、微小和遥远的。”

丹尼尔斯作出这个判断的理由是：因为其他国家，比如中国、印度，不会和美国一样减排。

这当然是误解。中国实施了极具挑战性的节能减排政策，要在5年内单位GDP能耗下降20%——相比之下，欧盟也只承诺用15年时间使单位GDP能耗 下降20%；中国2007年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宣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中国在巴厘岛气候会议上展现出的积极合作的姿态颇受好评。

美国气候变化问题总统特使斯特恩则表示，“任何指责中国没有做事的人都没有去看中国正在做什么”。在他看来，中国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令人印象 深刻”，且在美国经常被低估。“事实上，他们确立了提高能效20％的目标，他们还有重要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他们确立的汽车能耗标准跟我们的新标准差不多。 ”

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环境经济学家斯科特·巴雷特看来，最坏的结果不是在哥本哈根上没有达成协定，而是达成的协定不被国会批准，如同《京都议定 书》。1997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曾签署《京都议定书》，但回国遭到参议院否决。到2001年，小布什上任后更是干脆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巴雷特同时还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关于减缓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分析评估报告主笔。他认为，“美国人愿意怎么做，取决于他们认为别人会怎么做。”也正因为此，奥巴马在积极推动国内共识上，迫切需要中国的支持和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