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北京 2009-06-10 16:49:04 来源:南方周末
一万句顶一句
南方周末：我看《一句顶一万句》是从《手机》里最后一章《口信》来的。
刘震云：你的眼光很准，《一句顶一万句》确实是从《手机》那里冒头出来的。《口信》是一个小树芽儿，到了《一句顶一万句》，就长成了一棵树。
《手机》共有三部，一直写到第三部分，忽然找到了感觉：就是一个人在找另外一个人，一个人要把话告诉另外一个人。《手机》里我有发现，但当时没有能力把它变为好作品，经过了《我叫刘跃进》的写作训练，我才能够写《一句顶一万句》。写作跟登山一样，是一步一步走到山顶的。很多人只看终点，很少看起点，起点对作家很重要，但是它很容易就被评论家忽略。
比方说这小说的题目是“一句顶一万句”，很多人说这不是林彪说的吗？但我说的这句话跟林彪的这句话是话同意不同。林彪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毛主席一人比万人重要，这是中国的历来的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的东西。
林彪说的是一句恭维的话。但是把它移到生活中来，它突然展现出某些真理性。什么“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十年能读多少书啊。它说明十年书没有一句话来得重要。一方面说明这句话能让人醍醐灌顶，另一方面，也说明这十年读的书都是废话。
就是放到今天，“一句”、“一万句”和“顶”字，也是我们每天运用的。在网上放一帖子，马上有人来“顶”，有人“顶”的是好话，有人“顶”的是坏话，不过是一万句“顶”一句罢了。
南方周末：十年前因为《故乡面和花朵》采访你，你说在写作上“要脱掉身上所有的外衣”，现在做到了吗？
刘震云：在我以前的小说里，我借助过历史、社会、政治的作用，你觉得它很重要，能达到强烈的艺术效果，这是一个功利的目的。随着年龄增长，最后你会发现个人、个人的生活重要。社会、历史、政治其实是依附在个人生活上的。
我觉得要尊重个体，个体世界比整体世界要重要，比整体的世界要大，每一个个体都有一个内心，他的广阔已经超过了世界的天地。世界的天地总归有边儿有沿儿的，但是一个人的内心，是漫无边际的。
清朝、明朝、唐朝是一个历史阶段，它总会过去的。朝代只是件衣服，最后你会发现，人无所谓穿哪个朝代的衣服，人就是人。
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生命密码，并不存在于“社会”和“历史”的层面，而存在于这个人、这民族如何笑、如何哭、如何吃、如何睡、如何玩，及如何爱和如何恨之中。面对一粒花生米，如何把它吃下去，就已经将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区分开了。脱掉了“社会”和“历史”的外衣，变成人和人赤裸裸的交往，书中的人物和我，也都变得更加自由和轻松了。
南方周末：你在写作上彻底抛弃了“社会”、“历史”这些宏大的写作主题，写的都是人生的基本问题，吃和穿，爱和恨，大和小，远和近，亲和疏，虚和实……为什么有这样的选择？
刘震云：许多作家喜欢追求宏大叙事，一百年的社会、政治、战争、霍乱，都特别宏大。但比这个社会、政治、历史、灾难，更宏大的是人的内心，可以淹没全世界，社会、历史，包括政治，所有的都可以淹没。
集体是大于个人的，社会大于生活，政治又大于社会。社会控制着生活，生活又控制着人。所有世界上的灾难，全是这么产生的。都是因为宗教的不同，政治的不同，导致了战争。这个战争重要不重要呢？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总认为社会背景要大于生活背景。随着年龄增长和写作积累，我发现生活背景要大于这种社会背景，生活有它自己的规律，并不因为某个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好像一个人活下来，一辈子就只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一个人在清早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情：洗脸刷牙和上厕所；比这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怎么找到另外一个人的，一句话怎么找到另外一句话的。我觉得这比发生战争更为重要。
因为发生战争也是一个人怎么找到一个不对付的人，一句话怎么找到另外一句不对付的话。这个人和话是内核，战争只是一个外壳和衣裳。衣裳和外壳是好利用和描写的，里边的核要把它剥开才能找到，这个核不是说你不想剥，而是说随着你的写作，你才能慢慢接近这个核。
比如说杨百顺、牛爱国对西门庆和潘金莲的认识，是突然的顿悟和发现，和我们过去的认识和发现，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他们经历的事儿特别的惊心动魄，不小于一场战争、一场政治改革，不小于一场社会改革，不小于人类往哪儿去，杨百顺牛爱国往哪儿去，不小于人类往哪儿去。
我觉得这一点觉悟到的时候呢，我的写作突然打开了一扇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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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gwx000评论于242天前
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我很赞同，我们大部分人连“知道分子”也称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