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可乐”，碰壁的“安全帽”
大学生维权的中国式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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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为继的处境

“我哪有章啊，刻个假章行不行？”

今年，“安全帽”核心志愿者有4人即将毕业，也就意味着他们可能离开小组。“我们面临一个问题，青黄不接。”张慧鹏说。

2007年底开始时，“安全帽”只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几个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宿舍探访、返乡调查。

后来人数多了，但松散的组织性质一直没有变化，即便现在，它连组织架构都没有，谁也说不清何时出现的“安全帽”名称，也没有人分得清核心志愿者具体有哪几个人。张慧鹏想了半晌，也没有确数。

每当有活动时，召集人就群发邮件，有兴趣者就来参加，能够长期参加活动的大学生很少。“新鲜感没了就走了。如果有个正式组织，给他们挂个职务，那他们就能安心做下去了。”徐宏业盘算。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态。”他说。这种临时小组带来了诸多不便，比如申请项目、筹集资金、举办活动。有一次活动时，活动方需要盖章以确认身份。徐宏业开玩笑说：“我哪有章啊，刻个假章行不行？”

安全帽的经费大部分来源于大学生各自参加的校园社团以及老师的捐助。他们都没有办公室，所需要的仪器，如音响、投影仪等，都是借来的。

他们试图寻找某种模式，使“安全帽”活动得以制度化延续，并且不断地吐故纳新。

今年以来，“安全帽”在各个高校举办农民工图片展、讲座，招收新志愿者。有一次图片展恰好与“救助流浪猫”同地点展出，后者围了一圈人，而民工展前却寥寥无几。“现在很多大学生没有途径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另一个世界。”一名志愿者略带失望。“安全帽”内部存在争论，徐宏业主张进行正式注册，按照非盈利公司模式运作。不过，大部分人并不支持，认为目前条件不成熟，“万一我们这批人走了就没人了，那不麻烦了？”

5月底的一次会议之后，“安全帽”最终建立了过渡模式：成立了5个小组，每个小组有协调员。“我们注意培养新加入的志愿者。”徐宏业介绍说。

“正规军”的策略

“这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法律效力，但我很奇怪，每次都有效。”

与松散的“可口可乐小组”、“安全帽”相比，“农民之子”更像是一支正规军。1999年便已成立，归学校党委直接管理。执委会负责日常事务，理事会起监督、建议作用，每年学校拨付约1万元经费。

2003年10月，连总理温家宝也为重庆农民熊德明讨薪。当时，“农民之子”负责调研的硕士生陈江华准备开展“讨工资行动”。

这在执委会引起争议：这是不是带着农民工闹事？被人打怎么办？没人理怎么办？

在向学校申请项目时也遇到困难，老师建议名称改成“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妥协是难免的，不过，陈江华对志愿者依然明确地说：“我们就是要为民工讨工钱。”

那年岁末，陈江华领着31名大学生志愿者开始了近1个月工地探访。在第一次进入工地时，他们便发现了一起27名农民工被拖欠工资事件。

陈江华连续5天和建筑单位周旋，要求包工头兑现每日20元的工钱。最后，农民工拿到了每日18元的标准。陈江华很生气，不过，农民工们急于回乡，大学生们也只能作罢。

直接交涉往往是吃闭门羹，陈江华和他的“农民之子”采取了借力打力的“伎俩”：向建筑单位出示一张致劳动部门的“监督工资兑现函”，上书监督方是当地劳动局监察大队，专家小组有农科院著名学者、大学教授，还有全国总工会干事，再盖上“农民之子”章。如果建筑单位不受理，他就把监督函发出去，并抄送许多部门。

“这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法律效力，但我很奇怪，每次都有效。”陈江华回忆。后来，一些专家成员知情后，反对在监督函上写上他们的姓名和工作单位，2004年9月，陈江华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行动。

关注的传统延续了下来，今年初，“农民之子”调查队还分赴长三角、珠三角和9个农民工输出大省调查，起草了“经济危机和劳动合同法实施背景下的农民工状况报告”，送交了相关国家部委。

但硬碰硬的维权活动再不复当初般轰轰烈烈。2007年12月、2008年11月，“农民之子”两次替农民工讨薪，但都是针对自己校园内的工地，这样至少解决起来难度要小很多。

“为什么会出现很多跳楼、跳桥、堵马路等非正常手段讨薪的事件，并不是因为农民工不懂得依法维权，而是因为正常法律程序往往难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大家都有些失望了。”一名志愿者几经碰壁后感慨说。

他说这话是有依据的。这些头顶“农民之子”的天子骄子们，不得不承认，不管是温和的服务，还是强势的干预，不管是业余的兴趣组织，还是所谓的正规军，他们未必比农民工自己更能改变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