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老人，九次高考，十分“tr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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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服务

“我虽然80岁了，可是离97岁还有近20年，这期间我要无偿为人民服务。”

但现在，老人佝偻着腰，弯曲的背至少有45度，瘦得皮包骨头。最近的一年，他的体重少了至少10斤。

唯一不变的依旧是高考的目标。“为什么我要学习？我来告诉你。”有了多年面对镜头讲话的经验后，老人言语顿挫，在迅速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之后，他像新闻发言人一样，大度地说，“你现在可以问问题了，问到哪里，我答到哪里。”

每隔半个小时，老人要去一次厕所，每次坐下来很久，他才发觉裤子的拉链没有拉，毕竟已经80岁了。

他1949年高中毕业，1951年参加工作，1989年退休，总共38年的工作经历，36年是在铁路系统的医院工作。他工作的最后一站是距离南京城区数十公里的石榴园采石场，在小小的医务室工作了整整25年。虽然工作就是简单的伤口处理，但是汪侠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位医生。

他主动交代前因，说1953、1954、1956、1960年，他曾经四次考上了大学，但是都没有去上。他曾经给出过多种解释，次数最多的说法是，当时单位缺少他这样的技术人才，领导不肯放他去上学。

还被提及的原因有当时政审没通过。但老人把这归结为“单位需要”和历史误会，“我一天也没有给反动派工作过，我的中学毕业证书上是毛主席像”。

为了突出自己素有好学的传统，他会说起在小升初的时候，南京门西两所小学只有他一个考上了初中，还有中学年代，淘汰制十分厉害，很多同学留级了，他则例外。

他说自己没有通过高等教育考试，在人事使用上受到限制，再上一层楼也比较难一些。

他还说每个人都有爱好。“我不喜欢别的东西，整天蹲在家里看书，这多消遣啊。”

他还说自幼家贫，祖上从安徽搬到南京之后，已经四代了，还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他要用自己的行动给子孙做个榜样。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要更新知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9年来，这句话在大大小小的电视、平面媒体上出现了不下百次，其他原因渐渐不提了。

汪侠十分相信定理、公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说，他的母亲活到97岁还很健康，根据孟门德尔遗传定律，“我虽然80岁了，可是离97岁还有近20年，这期间我要无偿为人民服务。”

考上大学被他视为为人民服务必过的槛。

谁动了我的分数？

“这是破坏国家教育改革的行径，在以前是反革命罪，现在则可以够得上危害国家安全罪了。”

2006年6月，南医大照例没有给他发毕业证书，老人只能接受，但总还心有不甘。

而南京医科大学，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证书的严肃性，才拒绝了汪侠。一位学校老师说，他的很多课程都没有通过，动手能力又比较差，怎么能让他进入临床实习并毕业呢？那会是什么后果？

汪侠一度十分迷茫。他再度想起了高考。在消停了四年后，2007年、2008年，他卷土重来。

但结果让他愈发灰心，2008年高考数学竟然只有3分，低得离谱了。

一个读过了4年大学的人，反而考得不如上大学之前，老人有点无法接受。不知道从哪天开始，他觉得这里一定有蹊跷。

在进入大学旁听之前，他常念叨一句古语，诸葛亮的“成败难所逆料”。现在，老人已经不太说这句话了，他突然发现成败不是“难所逆料”，而是“可以断定”了。

因为老人觉得有人在搞他，在私下篡改他的分数。这两年，几乎每个来采访的记者都听到过老人这样的抱怨。但是没有人相信他，却也总是善意地回应，“可能的，可能的”，便不再接这个话茬。

越来越多的记者，发现老人变了，不再是设计中的上进楷模了，也就再也不联系了。

汪侠点了一长串媒体的名字，有北京的，有南京的，他说搞他的情况都反映给记者了，却没有一点回应。没有办法，他决定写信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组说：“江苏女足的人可以上大学，丁俊晖可以上大学，为什么我不可以拿毕业证书？”

这几乎是汪侠最后的救命稻草了。在他家的3个小时里，他重复6遍要求记者替他去找中共中央信访组。有一次，一位记者随口肯定了下这个做法，老人仿佛见到了知音，他说要为这个记者掏挂号费、邮票钱，被对方婉拒。

在汪侠看来，这是一项极为严重的罪恶。他高考和上大学的目的始终是“更新知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学雷锋的事情，如果不让他学习、不让他获得毕业证书，就是不让他为人民服务。“搞我的，不是学校的人，也不是铁路医院的人，而是xxx。”汪侠神秘地凑上来说。

他上纲上线地说这是“四人帮”的搞法，这是破坏国家教育改革的行径，在以前是反革命罪，现在则可以够得上危害国家安全罪了。

可对方为什么要搞他，他始终无法理解，“人家说，唯利是图，这个又没有利？”

汪侠难以解释如此秘密的“勾当”如何被他探知，他只是强调“没有不透风的墙”。

他的老伴后来对记者说，老汪是钻进牛角尖去了，“别听他瞎说”。

汪老进了南医大之后，媒体就不太主动去找他。吴聪灵这之后和他有过接触，觉得他情绪似乎不好。“曾经那么高的典型，那么多青年学习的对象，混到最后，毕业证书都没有，太失落，压力太大，挺可怜的。”

另一位教育记者则说，给他考试资格，但不一定意味着一定要考上才能对得起大家，他给自己的负担和期望太高。

“我遇到trouble了。”

媒体已经不需要这位曾经的楷模汪侠了。

汪侠的家人已经没有一个支持他继续考下去。

实际上从第一年开始，家人本就不支持他考，后来看到媒体的大肆赞扬，只好摆出开明姿态。

他自己一度也有些恍惚，2007年高考前，有记者电话问他，他说竟然忘记了，立即去报名，此后汪侠就记住了这位记者，见面就说，“谢谢你啊。”

家人无法制止他参加高考，只能想着办法压缩汪侠的空间。

2001、2002年的时候，为了表示对汪侠的支持，家人把家中客厅里最亮堂的位置和最宽敞的桌子留给了他，每当家人不在，老人就会把各种复习资料堆满桌子。

但是现在，汪侠坐到了阳台上的角落里，一张小书桌，一盏台灯。白天他承担了家里的家务活，晚上，得等到老伴看完电视，一切安静下来才能看书。

老人苦恼不已：“我现在又多了个压力，就是老太婆又吵，读书的时间也不及原来了，读书效率也不如原来。”

汪侠不请家教，他舍不得钱，而且觉得自己能够解决问题，他喜欢用读书卡片，他说这样有助于走到哪、记到哪，家里的每个本子、每本书里都夹着用大大小小包装盒做成的卡片，有英语单词，有历史知识。

即便已经受挫多次，老人还是不愿意反思自己的复习方法。

为了证明自己的英语实力，他专为记者朗读了一篇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讲，语速飞快，十分熟练，他还逐字逐句地解释中文意思，分毫不差，但是同样，音准不到十分之一。

他很自信地说，这个单词是fun，现在的“粉丝”就来自于这个词。记者说那应该是fan吧，他翻出1974年出的一本英文字典，沉默了一会说，“你对了，我错了”。

汪侠桌上的复习参考书大多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从数学到英语到历史，一本《大代数》，他有英文版的、日文版的、俄文版的，都是出自1970年代。一位记者惋惜着说，他甚至不知道江苏早就实行了新课改，新书和2001年的都已经大不同了。

媒体偶尔还会找到他，但篇幅越来越少，《扬子晚报》今年的报道中心是，老人作文就写了一百多字，其他什么都不记得了，更像是调笑的花絮。

一位多次采访汪侠的记者说，很多同行都觉得这个老人家比较偏执，有人甚至感觉在看笑话，不像以前那样让人敬佩。但是大家不知道该怎么说。

在2007年之前，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以前南京的媒体只要写高考，基本都要写汪侠，有几个报纸甚至成立了专门写他的班子。一位主持人在电视节目中说，如果没有汪侠，真不知道该怎么报道高考。

但是今年，当地一个记者写了一篇长长的关于汪侠的报道，大意还是说汪老精神可嘉，但是总编把全文毙了，结果依然只是说老人的作文只写了一百多个字的花絮。

媒体已经不需要这位曾经的楷模汪侠了。

2008年8月，江苏省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在关于教育的联组会议中提出，“七十多岁的老人参加高考，有五十多岁的人进入大学学习，这严重浪费了教育资源。”南京媒体对此做了报道。

写报道的记者随后接到了汪侠的电话，这位记者回忆说，汪老当时在电话中十分激动，用词全是“文革”语言，她当时很害怕，以为老人受到了刺激。

回到熟悉的体育局大院里，汪侠又开始了2002年前的生活，但他始终无法忘记大学里的美好时光，无法忘记自己依然是个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他常常会在院子里碰到老邻居，偶尔会有人问他，今天怎么不去上课？他总是带着笑，轻描淡写地回答，“我遇到trouble了。”对方还没有明白过来，汪侠已经走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