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文革”蒙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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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慢慢睁开双眼，想环顾一下自己置身的这块天地。眼前，迷迷蒙蒙，看不清这混沌的一切。他努力调整视神经，依然恍恍惚惚、扑朔迷离，只见眼前又晃动起一个个黑色的斑点。蓦地，他清醒了，立即紧紧地闭上了双眼——一年多了，他每天都同这些“黑色的斑点”同室相伴，不知多少次被它们刺得心痛如割。谁能设想，在这间小小的房间里，囚禁着的却是我们共和国的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投票选举出来的国家主席！

这一天是1968年11月24日，他的生日——七十岁了，按照孔子的说法，本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了，而他此刻却病魔缠身，孑然一身，瘫痪在床了。他对面的那些“斑点”，就是那句早已被世人喊顺了嘴的口号：“打倒刘少奇！”咳，不用再“打”了，如今，老人已经倒下去了。

屋子里标语内容的演变，是窗外那个大千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晴雨表。这位与世隔绝的老人，一年多来只能从监护人员训斥他的调门和那“黑色的斑点”的用语变化来窥测那场席卷整个共和国的“史无前例”的“政治飓风”的动向。他从来不曾留意过自己的“寿诞之日”。多少年来，生日这一天对于他只意味着加倍地工作，这是他唯一感到惬意的“祝寿”方式。然而如今，七十岁，在这个标志着“古稀”的年岁里，他不但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不但失去了作为一个公民的尊严，更出乎他意料的是，恰恰在这一天他听到了一个足以令他五内俱焚的消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上，他已被“永远开除出党”了！而据以作出上述决定的，则是耸人听闻的三顶大帽子——“叛徒、内奸、工贼”。

翻开那个使找们党蒙受奇耻大辱的决议原本，上面清清楚楚地标明：“1968手10月31日通过”。但是，历史却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疑问：为什么偏偏在决议通过了整整二十四天之后，直到11月24日，才让当事人知晓？宣判政治上的“死刑”，是十分颇为时兴的说法，然而这“死刑”与生日之间，
难道仅仅是偶然的巧合吗？

当那双昏花的老眼终于从那晃动的“黑色斑点”上辨认出那横加在歪斜的“刘少奇”名字前的三个罪名，老人气愤得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呕吐起来。长期积郁心头的悲愤和非人折磨留给他的多种疾病，一齐爆发了——血压高压陡升到二百六十，体温骤然高达摄氏四十度。他心中象火山一样燃烧着，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精神和肉体的煎熬，但他一声不吭；他不再紧闭双眼，而是圆睁怒目，决眦裂睛般地盯着那足以令他遗臭千古的“恶谥”。从此，这双眼睛成了他向这个世界敞开的唯一一个宣泄内心怒火与不平的心灵窗口——从此，刘少奇一言不发了，连生活和治病用语也不说。沉默，是他所拥有的最后一点抗议的权利！

从此，一个最有资格向这个纷乱的世界昭示真相的人，被永远剥夺了讲话的权利。于是，成堆的谎言被贴上了在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拥有最大权威的红字标签，传遍全国，传遍世界——九亿人震惊了，全世界也震惊了——“国家主席”，没有经过任何符合法律程序的罢免，便被打倒了！

整个民族都在注视着这一非同寻常的变故——人们在思索，在疑虑，在焦急，在抗争；然而，更多的善良而虔诚的人们却在真心实意地欢呼、庆祝，用锣鼓和口号（那个年代最走红的两样东西）来表示内心的喜悦——我们的党终于挖出了“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或许，从此以后，我们这多灾多难的祖国会走向安宁？

一个亘古少有的骗局蒙住了人们的双眼，一个“史无前例”的冤案留在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那一页被几个丑类粗暴地扭曲、涂抹过的共和国史册上，这是我们整个民族的耻辱和不幸。马克思早就说过：“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象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是的，当十多年前这令人羞耻的一幕终于结束之后，历史经过痛苦的沉思和反刍，终于象雄狮一般冲出了封建传统和极左浊流的羁绊，昭示出事实的真相！

让我们将历史翻回到二十年前，重新走进那个连空气都散发着灼人热浪的年代，看一看一位巨人，怎样被“文革”的恶浪吞没的吧！

第一章

一

1966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有数的几个令人难忘的特殊年份之一。这一年，在中国的政治洋面上，过了复杂而激烈的涌动之后，终于掀起了冲天的巨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8月5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突然写出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异乎寻常的举动，立即使人们悟到了所指何人。
党的领袖用贴大字报的方式，向自己的副手提出责难。这种斗争方式本身就表明了当时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反常。这似乎很容易让人怀疑是一场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然而，当那灼热得令人迷惑的热浪，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冷却之后，我们不得不在进入文章正题之前，先用一部分篇幅，回过头来，冷静而客观地审视一下那早已逝去的岁月，力图去寻觅那确乎很难分辨清晰，然而又无法回避的历史的轨迹，去探索一下这两位长期并肩战斗的战友产生深刻分歧的原因和源头。

毛泽东与刘少奇本是湖南同乡，早在1922年，他们就共同领导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毛泽东同志被诬为苏区右倾代表，刘少奇则被诬为白区的右倾代表，一块受到了无情的打击。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为我党历史上的这次伟大转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提出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几十年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使他们成了革命的战友和同志。以往他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发生过分歧，但并没有在老战友之间投下明显的阴影。

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是反左的，刘少奇也是赞成批判左倾的，但由于彭德怀同志上书主席，批评了“大跃进”中左的偏向。毛泽东认为是右倾，结果，会议中途转向了批右。刘少奇也只好随着转向。到了1962年，两位伟人之间的裂痕开始加深了。这个裂痕的焦点，便是毛泽东同志视为我党对马列主义重要发展标志的“三面红旗”。这也就是《炮打司令部》中追溯到的“1962年的右倾”。

“三面红旗”是五十年代末期的产物。对此，刘少奇是赞成的。1961年，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返回了阔别四十多年的湖南家乡进行调查。农村一片凋零的景象使他感到震惊和伤心。山清水秀的家乡，田园荒芜，人颜憔悴，“卫星”上天，“五风”卷地，可人们却饿了肚皮。现实使他陷入了深思。他来到了医院，看望那些因营养不良而患浮肿病的骨肉乡亲；下令解散了公共食堂；他得知花明楼的许多乡亲住房被平调、被拆毁，立即同当地干部一起，研究了解决社员住房的紧急措施，并把几户最困难的群众安排到自己的旧居去住，甚至连陈列用的桌子、凳子、炉、锅等也统统分给了乡亲们……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并认为中央对这些错误要负主要责任。1962年1月，他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并特别提出：“彭德怀同志信中说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些观点显然涉及到对“三面红旗”的根本态度问题，同毛泽东的观点不尽一致。毛泽东一直认为：“三面红旗”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完全正确的。对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毛泽东认为是“自然灾害”为主，“三面红旗”是不容怀疑的。他认定刘少奇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分歧。

此后，党中央着手恢复经济，刘少奇鉴于国家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建议成立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并与周恩来一起采取一系列非常经济措施以恢复经济活力，其中包括“三自一包”……；
同时，中央还采取政治措施，对自1958年以后历次运动中搞错的干部进行重新甄别，予以平反……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对刘少奇等同志在主持中央工作时采取的这些步骤，是不满意的，认为是刮了两个风，一是单干风，二是翻案风，这是带有“资本主义复辟”性质的严重问题。

于是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还批评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信心，看不见光明…

此后，“文革”的序幕——“四清”运动开始了。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上述举动并没有公开表示过异议。客观地说，在“四清”中，他的一些讲话和指导运动的具体作法也是很左的。而这只被毛泽东认为是“形左”，那么“实右”呢？这就涉及到“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了。在“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上，他与毛泽东同志又发生了新的矛盾。这一矛盾，在1965年，中央召开的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的工作会议上，终于激化了。

这次会议是由邓小平总书记主持的。当时毛泽东身体不好，许多一般工作会议他并不参加。但这次他不仅参加，并在会上讲了话。在讲到“四清”运动的性质时，他强调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时刘少奇插了话，说：“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和党外的矛盾的交叉，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

在党内民主生活正常时，领导人讲话时互相插话，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想而，个人专断作风逐渐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对此却不能容忍了，更何况，他早已认为刘少奇是右倾路线的代表……

第二天，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带来了两本书，面容严峻地说，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

结果，会议通过的“二十三条”提出了“党内资产阶级”的概念，纠正“四不清”作风，变成了党内阶级斗争。

尽管刘少奇后来对不够尊重毛泽东专门作了检讨，但毛泽东并不认为这是个人之间尊重不尊重的问题，按照他后来的说法，“基本上是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的问题”。他错误地估计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形势，认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于是，他决心要发动一场新的运动，以保住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这就成了酿成一场历史大悲剧的一个直接动因……

《炮打司令部》的发表，象巨石入水，激得浪花四溅；象一声霹雳，唤醒了蛰伏的毒蛇。领袖的一个错误，被一伙钻进我们党和国家肌体中的蛀虫利用了，他们互相勾结，配合默契，以一种阴谋家、野心家所特有的阴险、狡诈、毒辣，导演了一场空前惨烈的人间悲剧。现代迷信，使偶像冉冉升空，却令人民共和国的亿万“主人”去顶礼膜拜，借着那香火缭绕的雾瘴，青面獠牙的人面禽兽，却隐去了真形，一个个成了最最“高举”的“护法神”。文攻武卫，使一片片绿洲变成沙场，同室操戈，兄弟相残，于是，和平被枪弹洞穿，民主被战火焚毁。狂热与愚昧汇流，无耻与权欲结缘。谎言冠冕堂皇地占据了神圣的殿堂，真话便被锁进了心灵的枯井。于是，诬告成为时尚，暗箭化作“鸣镝”，从中央到地方，从都市到山乡，“牛棚”遍地，冤狱泛滥，到处都有私设的公堂。黑材料从棍棒与皮肉的碰撞中产生，却被成批地塞进那标志着人的“价值”的档案；伪证在血与火的浸染中炮制，却被毫无顾忌地用作了足以决定生杀予夺的政治天平的砝码。看鬼蜮横行，看沉渣泛起，看疾风之劲草，看板荡之诚臣，看顽石中之美玉，看烈火中之真金，看幻化成精的蚍蜉如何撼倒一棵棵参天大树，看得志的中山狼如何猖狂吞噬那一个个拄地擎天的开国元勋……

二

在远离这场政治台风中心的东南一隅，在北戴河那座后来成为另一场台风中心的别墅里，林彪正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这些日子，他实在太“伤神”了。虽然他深知要想“治人”，总免不了“劳心”，但这“心”是那么好“劳”的吗？半年多以前，为了搞掉他在军界的心腹大患“罗长子”（即罗瑞卿），他真是费尽了心机，多亏了有个精明而又与他同样工于心计的“贤内助”的鼎力相携，再加上有吴胖子、李瞎子这帮干将捧场，几个月前，“彭罗陆杨”总算“一勺烩”了。“文化大革命”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些人的沉降，正好成了林彪的阶梯。如今在通向最高权力峰巅的楼梯上，只差那么几磴儿了，他要找准时机，再来一搏……

他用手摩挲着隐隐作痛的秃头顶。“唉，又犯病了。”近来他净做恶梦。大概是思虑过度的缘故吧？他知道，中央8月1日将召开十一中全会，议程主要有两项：一个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他早就知道；再一项是听取前一段中央工作汇报。这似乎也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因此，他会前就早已请了假。

但是，8月4日，他得到信息：北京的政治气候出现逆转，“山雨欲来风满楼”，这风声立即触动了林彪那根异常灵敏的政治“神经”。他预感到，在他前边又将有一座大山被推倒。顿时，精神陡增，那日夜困扰着他的恐惧和孤独，好象都被暂存在别墅里，他以闪电般的速度直飞北京，当天便出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场上，嗅得了会场的“味道”后，便以“一贯紧跟”的姿态，顺着“大字报”的轨道，向刘少奇、邓小平发动了进攻。他又成功了，成为这次会议的最大受益者——代替刘少奇被宣布为新的接班人！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地位啊！

然而，精通整人权术，而又饱尝整人“实惠”的林彪，凭着多年在政治角斗场上拚杀的经验，深知要想坐稳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二把交椅，还必须想方设法置刘少奇于死地。眼下，刘少奇还是条“活老虎”，在会上，他又重新当选为中央常委，何况，他还是现任国家主席，在党内还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人民中很有威望，假如有朝一日卷土重来，那他岂不就……

叶群，这个靠诬陷罗瑞卿而步入政坛的怪诞精灵，对于“首长”的苦心是深谙熟知的。她不愧是林彪办公室的主任，在“首长”最需要“权术”的时候，她总会为他提供足够的“诡计”和“灵感”，并将这一切付诸实施，凡是打着林氏标记的冤魂，必附着叶群的幽灵！

这不，8月11日，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被秘密召到了叶群的办公室。叶群诡秘地冲他一笑，淡淡地说：“找你来，是想交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这是101首长对你的器重……”

“什么任务，请叶主任吩咐！”雷英夫立正说道。

“你来，坐！按照101首长的口授，你写一份重要的材料……”

翌日，叶群又一次向雷英夫面授机宜，修改草稿。8月13日，雷英夫带着写好的材料，来找叶群。叶群迫不急待地把这份材料交给了两位“林办”工作人员，让他们分头誊清，然后，看着雷英夫在材料上签了字。转眼之间，这份诬陷刘少奇的黑材料便摆到了林彪的案前。转天，林彪便亲自召见了雷英夫。

林彪早已看过了这份精心策划的材料，内心十分满意，但外表却没有一丝表情。他并不看一眼雷英夫，却用他那浓重的湖北口音拖长声问：“你准备怎样送交这份材料啊？……”

“这……请首长决定！”

林彪略一沉思，说道：“你可以给我和毛主席写信嘛，把材料附在后面，怎么样？”

“……”雷英夫一时并没有明白首长的用意。

叶群自作聪明的插嘴：“这还不明白？这样就给首长留下了回旋余地……”

林彪嗔怪地瞪了叶群一眼，截住了她的话头，然后故作漫不经心地说：“这样更政治化些，懂吗？”

“懂了！”雷英夫答道。他此时哪里会想到，几个月后，他就成了兔死狗烹的牺牲品，被打成了“贺龙的黑干将”，被首长回旋到那见不得人的地方去了。

当天，林彪就把这份诬告材料，批送“江青同志”，并请她“酌转”毛泽东主席。这是林彪和江青互相勾结陷害忠良的无数笔罪恶交易中最肮脏的一笔，也是他们共同迫害刘少奇同志的长期合谋的可耻开端。

几乎就在这同时，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抛出了那个臭名昭著的“八?一三”讲话，杀气腾腾地连喊“罢官”，“罢官”，“罢官”，“不要走过场，干脆大闹几个月，弄得人们睡不着觉！”

人们不会想到，在讲话的第二天，林彪就向刘少奇射出了第一枝毒箭！

三

不知哪位将军说过：“只有前胸中箭的才是英雄，背后中箭的必是逃兵。”在刀枪对峙的两军阵前，这话确实精辟。但他却忽略了这样一个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都不鲜见的事实：常有一些真正的英雄，没有在来自敌方的飞簇中倒下，却被发自自己营垒中的暗箭从背后射中了。

刘少奇，这个在反动派的枪林弹雨中没有倒下的老革命家，此时正矗立在政治漩涡的中心，他甚至并不晓得，到底有多少黑手正对他拉满了弓弦。他真诚地反省着党所指出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尽管痛心，但却正视着“群众运动”带给他和他的祖国的这场动乱……

两个月前，那张震动全国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突然发表，两三天之内，北京几乎所有学校的党组织都瘫痪了。正主持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对这突发的变故十分慎重，他在观察：运动正在逐步升级，学生冲在最前头，学校乱起来了，不仅校长、书记们被批斗，连许多普通教师也受到冲击，有的被整死，有的被逼自杀……形势逼人，举棋不定就意味着放弃对运动的领导，他不能放任目流。电话，一次次打到杭州，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但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复；他当机立断，与邓小平一起直飞杭州，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但毛泽东却委托刘、邓相机处理运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