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67年1月12日深夜，在祖国北疆的原野上，列车在疾驰，向南，向南。皑皑白雪，好象把这塞外的山州冻结了。车窗外，那黑暗的夜幕里，依稀可见一条灰白的雪链被飞快地甩向脑后。北风无情地摇动着枯树的枝干，发出尖厉的啸声，天上的星星好象也被狂风刮得无影无踪。冷啊，越是在那头脑发热的时节，人们就越能真切地体验到“冷”的滋味。
刘爱琴蜷缩在拥挤的列车上，双手紧紧地抓着一个黄色挎包，这是她这趟长途旅行的唯一行装，挎包里装着三天前弟弟刘允若打给她的一封电报，内容是要她立即回京，和哥哥一起去造父亲的反，还特意让她带上“有关材料”。
所谓材料，指的是1965年和1966年，刘少奇对长女的两次长谈。现在，记录着谈话要点的笔记本就装在挎包里。昨天，按照弟弟的嘱咐，她从自己所在的呼和浩特市先奔包头，去找大哥刘允斌，不想，扑了个空。嫂子告诉她，好几天前，哥哥就被“造反派”揪到北京去批判。听到这惊人的消息，爱琴的心直往下沉：难道哥哥也犯了错误？她不敢在包头久留，转天就登上了赴京的列车。眼下，她正心急火燎地注视着窗外那无边的黑暗，眼前却不断地闪耀着父亲那慈祥的面孔，那雪白的头发，不时与那窗外掠过的“雪影”叠印在一起，她怎么也无法把这样—个熟悉的脸庞，同“反动路线的总头子”那样—个冷冰冰的概念联系在一块。然而，这一切却是不容置疑的，冷酷的现实不允许半点温情存身，哪怕是亲生父女！
13日清晨，刘爱琴走出北京站，立即被迎面扑来的喧哗声吵昏了，拥挤的人群几乎要把这巨大的建筑胀破，全国各地来京串连的人填满了这里的所有空间：“造反有理——造反有理！”的歌曲震得人头皮要裂。大标语、大字报把所有“平面”统统“装饰”起来，一个个熟悉的姓名，被七扭八歪地打着血红的大叉，一切都乱了，同去年回京的状况简直是形同天壤。刘爱琴费了好大的劲才冲出了人群。她得到第一个刺激，是这里“打倒刘少奇”的调门要比内蒙古高得多。
她乘电车来到美术馆附近。这里同样贴满了传单和大字报。她粗粗地测览着，猛然，一个电线杆子上贴着的一张传单把她惊呆了——“江青说刘允若不是个好东西！”
天呐！莫非弟弟也遭殃了？几天以前，他还约我来造反，怎么一夜之间也成了“坏人”？爱琴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一行醒目的大字，内心在激烈地斗争着，矛盾着。
这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地上出现的一个奇异现象：为着一个莫名其妙而又神圣无比的“信念”，社会上的人群被分割成一个个派系。导致了无数家庭的分崩离析，夫妻离异，父子相争，兄弟反目，姐妹成仇。转瞬之间，昔日盟友，可能沦为阶下之囚，一决废铁，却能跻身于干将莫邪之林。即使是共和国主席的家庭，也不例外。但是，在江青一伙的眼里，刘少奇的孩子连“造反”的“资格”都没有。早在1月7日，也就是在刘允若满腔热情地给姐姐拍电报的前两天，江青的一句话，就决定了他的命运，等待着他的，将是非人的折磨和阴森森的监狱！
哥哥不能找，弟弟也不知去向，爱琴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恐惧，就象一只离群的孤雁。她需要抚慰，需要温暖，更需要探明事态的真相——她想到了“家”。“回中南海去！”她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当面问问爸爸“这是为什么？”
在中南海西门，她给父亲的住所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卫士长李太和。
“是爱琴吗？你怎么也到北京来了？”卫士长的声音显得紧张而着急。
“我来找哥哥和弟弟，他们都……都不在，我想，我想……”爱琴迟疑地搜寻着恰当的词汇，她不愿意让父亲知道两个儿子出了事。
“怎么？你还要进来吗？”李卫士长忽然打断她的话头，冷丁冒出这么一句。
爱琴怦然心动——“你还进来吗？”，这是一句含意丰富的潜台词。在很短的时间里，她对这句话作了种种分析和揣测：“或许，它暗示着父亲的处境已很艰难，没办法见我？或许，它暗示里边情况复杂，进去后对我本人不利，但更可能的是，卫士长已猜出了我回家的真正动机，因而用这简单的一句话，来表示他对我的责怪！”
想到这些，她拿着话筒的手不由颤抖起来，就象是心脏被人刺了一刀，父亲、哥哥、弟弟……一连串使她震惊的亲人的境遇，使那天真的“造反”念头早已无影无踪了。她脑子里翻腾起重年的记忆：二十年代，爸爸和妈妈何宝珍投身革命，忍痛把我送给人家，我当了童养媳，吃了苦；三十年代，他把我送往苏联，我在异国经历了战争和饥饿；四十年代，他把我接回国内，严格要求、好多次批评得我流眼泪；五十年代，他把我送到草原，让我体验人民生活的艰辛；六十年代，他为我的进步和成长高兴得喜形于色，两次长谈，叮嘱我要积极参加运动，到群众中去锻炼……四十年啊，他对自己的子女倾注的这些心血，都是为什么？是为了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爱琴脑子里乱极了。
她没有听清李卫士长又说了些什么，也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咔”的一声放下了听筒，转身离开了中南海，一步一回头，离父亲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了——她应该进去的，因为父亲那时离她还近在咫尺，她做梦也没想到，她已经轻易地错过了和老父见上一面的最后机会，这将给她以后的岁月带来无法排解的痛悔和惆怅。
当天，爱琴便买了一张票，踏上了返回内蒙古的行程——这还是一趟夜车，在她前边，依然是无边无涯的黑暗……
四
刘爱琴猜对了——老父亲的处境此时已十分艰难，她所熟悉的那个院落，也已失去了往日的静谧和安宁，而这一切，也正是在她来京的前几天突然发生的。
那还是在1966年12月23日上午，也就是蒯大富“闹事”的前两天，林彪、江青的得力干将戚本禹正给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头头打电话：“你们贴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没有？”
“没有！”
“为什么不贴？”戚本禹发火了，“中南海外边轰轰烈烈，中南海里边冷冷清清，太不象话了！”
“我们手头没有材料哇！”“造反派”头头说。
“材料多得很，什么小报、传单、群众来信，都可以贴出去嘛！”戚本禹说罢“咔”地一声挂了电话。
当天下午，中南海院内，出现了第一批点名攻击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
从此，对刘少奇的斗争“升级”了：
1967年元旦早晨六点钟，有两个人叫开了刘少奇的家门，二话不说，便在四面墙上贴上了大标语，末了，还用排笔蘸墨，在当院的砖地上写了两条，一条是“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一条是“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决没有好下场！”
1月3日晚饭后，一伙“造反派”冲进刘家，强令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到走廊门口去接受四十分钟的批斗。当刘少奇据理答辩使“造反派”们无言以对时，一个家伙跳出来让刘少奇当场背诵语录本某页某条。刘少奇一时背不出，那些人便大声嘲笑，起哄。刘少奇镇静地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但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写的什么内容，当时的历史背景，针对什么问题，当时所起的作用，在理论上有何创新，这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的主任，无论哪篇文章，我都可以解答！”那些人被说得哑口无言，便喊了几句口号，一哄而散了。刘少奇望着人群走出院门，对围拢过来的妻儿们说：“这种办法我是不赞成的，但我不能和群众对立！你们要理解群众。群众认为我犯了错误，他们有权利批评我……这些年党也犯了些错误，群众当然不满，你还不许人家骂娘？我主持中央工作，必须承担主要责任，群众现在认为我没有把他们交给我的工作做好，他们生气，对你们也可能会有过火行动，你们也不能有对立情绪，要经得起委屈。将来，你们会明白，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民……”
在中南海外边，江青正紧张地遥控着蒯大富策划着一个新的阴谋。
1月6日，几个人气喘嘘嘘地找到刘家，说刘平平从学校回家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马上就要截肢了。王光美一听，直瞪瞪地望着刘少奇。刘少奇说：“马上到医院去！”王光美刚要走，又止住了：“可总理关照过，不让我们离开中南海呀！”刘少奇动火了。“你不去我去！这么小的孩子，为了我挨斗……”
他俩一块赶到医院，这里哪有平平的踪影，倒见到了被扣作“人质”的源源和亭亭，一群清华“造反派”见刘少奇亲自出面了，一时不知所措。源源大声叫喊：“妈妈，他们要抓你呀！”王光美一听，立即迎上去说：“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只身留在了“造反派”中间。看着刘少奇带着孩子们走远了，她气愤地质问“造反派”；“你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造反派”望着天花板，阴阳怪气地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智擒王光美’，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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