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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与公平之间

作者: 原祖杰 2009-06-24 10:47:25 来源:南方周末

美国历史上的改革话题，上世纪80年代曾是国内史学界讨论的重点之一。然而，当时有意无意地加以模糊的一点是，此改革非彼改革。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核心是打破社会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释放被计划经济缚住手脚的经济自由和市场活力，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美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运动所医治的，基本属于过于放纵的经济自由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其药方则是以基督教为基础的道德伦理。

一条追求社会公正的主线

美国历史上前后几次的改革故事，有一条追求社会公正的主线。早期改革思潮涌动于建国后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美国以政教分离原则创建了共和制联邦后，宗教组织成为一种在野力量，对美国的民主机制发挥着某种程度的制衡作用。建国之初，联邦政府为寻求经济独立和富强，积极推动制造业发展，迎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工厂制的发展，领土的扩张，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繁荣，移民的增加，都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冲突。以查尔斯·芬尼为代表的一批复兴派牧师和信徒们，有感于美国社会传统道德的沦丧和自私自利之风的滋长，主动投身于一些新兴城市的福音传播活动，力图通过宗教的力量抑制商业精英们的贪欲，平息社会下层的不满，反映在政坛上，就是19世纪30年代的杰克逊民主改革。

内战之后，美国进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19世纪最后30年，美国经济经历了飞跃性发展，而社会矛盾也空前紧张。一方面，企业主阶层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联邦、地方政府的双重保护下迅速崛起，他们不仅垄断了金融、生产和交通运输等重要的经济部门，还将手伸向政府机构，借战后重建的机会控制了共和、民主两党；另一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则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从1881年到1900年的20年间，共发生了两万多次罢工，绝大多数都以工人一方的失败告终。在1894年的普尔曼大罢工中，克里夫兰总统竟然出动联邦军队镇压罢工，并将工会领袖德布斯投入监狱。

当年美国各级政府的领导人也许没有GDP指标的压力，但他们却十分清楚，联邦和地方的税收主要来自大企业，那些富可敌国的企业家都是得罪不起的财神爷。况且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正呈嚣尘上之势，在精英们眼中，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最为公平合理的制度，优胜劣汰是这种合理制度下的自然选择。在工业化高歌猛进的19世纪最后30年中，官员、商人和以各大媒体为核心的知识精英，联合起来对付弱势的工农大众，不仅逼迫产业工人一步步走向激进，也促使分散的各地农民联合起来。

平民党虽然在选举中失败了，但他们的主张却得到了实现

与动辄诉诸罢工的工人不同，美国农民的联合抗议不会妨害人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改革呼声听上去也要温和得多。这里说的美国农民，主要指的是拥有土地的农场主。按美国史学家霍夫斯塔特的说法，美国历史上有一个“农业神话”。这个“农业神话”中的英雄是自耕农（yeoman）,他们“拥有一块小农场，全家人以此为业，从而构成一支简朴、诚实、独立、健康和快乐的人类群体”。因为他们依靠的主要是自然之赐，所以能够保持自身的正直和完善，而这是“堕落的城市人”无法企及的。他们是美国清教传统、公民道德和民主精神的支柱。

然而，在美国工业的“镀金时代”，农业却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19世纪80、90年代，农民遭遇了一系列经济挫折：农产品价格下跌、运费高涨、信贷制度苛刻，加上自然灾害连续不断，让许多农场主到了破产的边缘。为了生存，农民们联合起来，试图通过集体行动来改变现状。从60、70年代的格兰其和“绿背纸币党”，到80年代的“农场主联盟”，再到90年代的平民党，农民们建立了一个又一个联合组织，提出了鲜明的改革纲领：自由铸造银币，累进所得税，由政府建立安全便利的邮政银行，以及由政府拥有和运营铁路、电报、电话等交通和通讯设施等等。平民党人是一群具有不同背景的福音派信徒，他们要求建立公平的经济规则，实现带有福音色彩的社会关爱，分享工业化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然而，在工业主义和城市化如日中天的时代，平民党人的声音听起来不仅不合时宜，甚至是复古倒退。

在1896年的大选中，受到平民党人支持的民主党候选人布莱恩败给了背靠金融、保险和石油公司的共和党候选人麦金莱，平民党运动从此销声匿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布莱恩失败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平民党人的各种主张大多在美国付诸实施，并且对后来美国政府的改革运动发挥着持续影响。这完全得益于继平民党运动而起的进步运动，也就是《美国改革的故事》一书中所描述的，由新闻界和文学界一批另类“耙粪者”所激发的，由罗斯福和威尔逊两届政府主导的改革运动。罗斯福的“公平施政”（Square Deal）和威尔逊的“新自由”（New Freedom）产生了许多有利于农民的农业立法。到1920年，给农业部增加的为农场主提供服务的拨款已经是1890年的30倍。因此，历史学家们认为，平民党人是成功的失败者；他们在选举中失败了，但他们的目的却达到了。实现公正，需要政府干预

总起来看，美国历史上针对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弊端进行的改革运动可以以1900年划界，之前是以各界民众的抗议、呼吁和诉求为主要形式，之后则是以政府举措和国会立法为主要形式。无论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平民党运动，还是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进步运动，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为个人主义的美国社会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定一些规则，其目标是在自由和公平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在保障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公正、社区关爱和财富分享。这样既不会扼杀市场经济的活力，又不至于让一些财大气粗的富豪和炙手可热的官吏利用自由的空间危害社会。

当然，以追求社会公正为目标的改革运动，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受到标榜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批评。前面提到的霍夫斯塔特，就曾讥讽平民党运动的同情者将工业化时代的美国农场主与杰斐逊民主理想中的自耕农等同而论。霍氏认为，这样的道德同情在美国是脱离实际的，因为美国农业在内战前就已经商业化，完成了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在他眼中，“这些美国的农场主们早已心甘情愿地投身于现代商业世界，并在其中追寻他们自己的机会，但当交易的条件对他们不利时，他们就转而从农业神话中寻求安慰，认为在土地上劳作的人才最接近上帝。”这些平民党人自认为是传统道德和美国民主的捍卫者，而将他们的经济困境归咎于银行、信贷等金钱势力策划的阴谋。在霍氏看来，这种阴谋论是没有根据的，农场主们的困境是他们加入市场经济所应该付出的代价。

问题的关键在于，霍夫斯塔特及其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将市场经济看作是一个永远公正的平台，任何人，既然加入进来，无论输赢都应该无怨无悔。而对于秉持“新政”传统的历史学者来说，纯粹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国家的经济、金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市场参与者的命运。美国内战后，政府面临的直接问题就是采用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尽管当时正处在工业革命开始阶段，通货膨胀明显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两党政府为了拉拢拥有大量政府债券的大银行、大公司，采用的却是货币收缩政策，这对于靠抵押贷款维持生产的农场主无疑是一场灾难。工业化初期的市场经济并不是一种健全的体制，权力与金钱的勾结，大公司的垄断，让一些弱势群体丧失了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如果没有政府的积极干预，社会公正就难以维持。

同样用了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实现了一些西方国家花几百年才得以完成的大发展，也积累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所积累的社会问题。如果说过去的改革是以放宽经济自由度，实现经济市场化为主要目标，那么，在商业化和城市化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成绩的今天，改革就应该兼顾社会公平。而在这方面，美国改革的故事正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