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院新闻（09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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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马昌博

全国人大

中国保密形势严峻 随意定密现象普遍

□部委观察员 马昌博

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本周正在审议刚刚提交的保密法草案。按照日程，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将对其进行分组审议。

此前，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就保密法立法情况进行了调研。调研组在其后提交的报告中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当前保密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和挑战。”

该报告说，近些年很多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涉及国家秘密的技术研发或者提供涉及国家秘密的服务，使得涉密主体多元化。比如为涉密国有企业提供上市服务的律师（会计）事务所、承担军品配套生产的民营企业和承接涉密会议的宾馆。

而计划体制形成下的以行政关系为基础、以内部管理为重点的保密管理方式，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包括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都是保密法立法之初无法预见的，而有关这方面的规定明显不足。

报告说，一些地方和部门的保密人员仍习惯于计划经济时期“锁好柜管好嘴”的内部管理方式和手段，防范技术落后。报告说，目前保密工作正处于泄密高发期，其中计算机网络泄密案发数已经占到案发总数的70％以上，并逐年增长。

南方周末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获得的国家保密局提供的相关资料也提到，目前各大国对信息和情报的需求急剧上升，“窃密与反窃密斗争形势异常尖锐复杂”。

上述材料说，窃密活动的主体不仅有间谍情报机关，更多的是受间谍情报机关指使，以商贸企业或基金会、民间研究机构等非政府组织的名义为掩护的窃密者。

而且窃密领域很广泛，已经从传统的政治、军事等领域拓展到包括社会情况、人种基因、环境问题等多个领域。除了间谍和策反等传统方式，还在中国周围布置了陆海空立体式的监视窃密网络，网络攻击成为窃密的重要方式。

上述材料说，目前正突出抓好重点部门和领域的保密管理。如对国防军工科研生产单位进行保密资质审查制度，效果很好，军工系统泄密发案率逐年下降。

另外是抓好涉密笔记本电脑、移动储存介质等涉密载体的管理。材料称，近年来已经对党政机关多次进行大规模保密检查，并对在全国的党政机关和涉密单位中在岗和近3年内的离岗人员持有的涉密载体进行集中清理。

该材料说，今后要做好国家统一考试专项保密管理，打击境外非法测绘，并对旧货市场进行专项清查整顿。

在对目前严峻的保密形势提出警告的同时，全国人大的调研报告同时提出了贯彻保密法存在的问题，称目前“国家秘密过宽过滥”。

报告说，定密随意，解密不及时，国家秘密范围过宽是多年来国家秘密确定体制的症结。“各地随意定密现象比较普遍，定密偏高，缺少密级变更和解密机制，往往一定终身，导致大量已经无保密意义的涉密载体堆积，不仅增加了管理成本，而且丧失国家秘密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报告称，很多地方和部门未适时调整国家秘密范围，甚至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等同于国家机密，有的部门将所有文字材料及领导讲话一律纳入绝密或机密级范围。“国家秘密范围过宽过滥，有悖于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认为，秘密范围过宽、密级过高、增加了保密工作的难度和工作量，使得“有些该保的反而没有保住”。

针对保密范围过宽和定密、解密制度不完善的问题，上述报告建议：此次修改保密法，要严格界定国家秘密范围并设立适时调整机制，明确非属国家秘密事项不得列入该范围；同时要完善定密纠错机制。

报告也提到了保密法和刑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的冲突，比如刑法目前有多个涉及国家秘密犯罪的罪名，而保密法中仅涉及了两个罪名。报告说，这些都应该在此次修改中解决。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系列专栏之三十）

“说客”接班人

□部委观察员 李乐

但凡有关于房地产的政策要出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要提前听取来自各方的意见，其间当然包括企业，而在听取企业和市场这个层面的意见之时，总是少不了一个人的身影，便是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

不过现在，一个问题正在变得显性起来——聂梅生已经年届七十，商会会长的位子，也面临着选择接班人的问题。

然而，问题随之而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一位人士私下和本观察员谈到，除去聂梅生，商会的几位“副手”，都是彻头彻尾的开发商，目前外界比较看好的接任者是富力地产的老板张力。

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那里，谁当继任者，似乎并不重要。他们实际关心的，是谁能以更恰当的身份和思维“说话”。时常参加类似“政策讨论”的一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员向本观察员坦言，相比于立场完全站在盈利与挣钱上的开发商而言，聂更懂得权衡，一方面是与市场企业有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又懂得站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角色上考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显然不能成了开发商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一来二去，聂梅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维持住了房地产商会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沟通渠道。当然，这与她出身于原建设部科技司的履历有关，毕竟她比开发商们更懂得这个话语体系内的运作规律，以及说服的方式。

当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官员们谨慎地在市场、企业、公众的三者利益之间平衡之时，聂梅生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符合官员们的心态与政治逻辑。于是，下一次，领导自然还要听取她的意见。

但来自盛产“商人”的广东的张力，是否能够像聂梅生一样，在政府与企业之间迅速切换角色，将开发商的利益诉求翻译成政府能够接受的建议，还待观察。

在中国，话语方式已经成为了基本的政治逻辑与生态，懂得这一规则，方能达成最后的博弈结果。而如果商会成为了一个完全用开发商口气说话的“说客”，那么这个本来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并无隶属关系的社团组织，无疑将失去“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