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多数决原则的痕迹

多数决实践举例

以上所述，都限于多数决的观念，那么，是否有体现多数决原则的实例呢？

梁启超屡引《左传》为据，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有两例。一为春秋时成公六年，晋国栾书（武子）领军救郑，与楚军对垒，部下欲战，但因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三人反对而罢，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于是军帅之欲战者众。或谓栾武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欲战者可谓众矣。《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众故也。”武子曰：“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从之，不亦可乎？”

在此，主战者作为多数派，搬出“圣人与众同欲”和《洪范》三人从二的理由，向主和的栾书进言；而栾书的意思，似是认为“善钧（均）”，即机会均等，则应付诸多数决定；但何种机会为“善”，又应相信贤者之见，并强辨“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也就是说，栾书没有接受主战派的意见，但表面上也不得不承认“从众”的原则。萨孟武将此视为“吾国古人反对多数”的事例，未免有些扭曲证据（《西洋政治思想史》，[台]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国67年版，页2）。其实这至少可以说明，多数原则在当时虽不是一种强制性的绝对律令，却也是一种普遍性的自然规范，决策者也不能无所顾忌。

另一例是哀公元年，吴国击败楚国后，意图使陈国归附：

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逢滑当公而进，曰……

陈只是小国，原来附庸于楚，而此时吴国势盛，故附吴附楚，攸关国运。这种形势，也就是《洪范》所说的“大疑”，也就是《周礼》所说的“国危”；而陈怀公“朝国人而问焉”，就相当于今日的“全民公决”。梁启超虽拈出此事，但只强调了其中的人民干政的权利，而未曾重视其中的人民表决的方式——实则此处所说的“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即指赞成附楚的向右边站，赞成附吴的向左边站，以人数多少决定附楚或附吴，这不正是通过分列（divide）方式计算多数的典型事例吗？其后陈怀公听从逢滑的劝谏，似乎没有施行表决即决定拒绝吴国，但他开始时的提议，仍充分表明了多数决惯例的存在。

另，《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说二》有这样一则：

齐桓公将立管仲，令群臣曰：“寡人将立管仲为仲父，善者入门而左，不善者入门而右。”东郭牙中门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为中门而立？”……

齐桓公让赞同立管仲者左立，反对立管仲者右立，实与《左传》陈怀公例相同，当然也是多数决的分列法。还有一点值得留意，《左传》中反对提议的逢滑是“当公而进”，杜预注作“不左不右”，也就是立于正中而进谏；而《韩非子》中反对提议的东郭牙则是“中门而立”，恰与逢滑的举动大同小异。这似乎表明，不仅左右分列的多数决是一种习惯性的表决方式，就连反对进行多数决，也有一种礼仪上的常规。

《左传》大约成书于战国中叶，若以今日“后现代史学”的标准来评判，以战国文献记春秋史事，又焉知其即为实录？而战国末年的《韩非子》则多藉寓言以发议论，更未必实有其事。——但即使如此，《左传》、《韩非子》的记录至少也反映了战国时代的观念和风气，至少也已证明，战国时人对多数决的观念和实践是熟悉的。陈怀公、齐桓公的例子即便是伪托的，但在战国时代的现实中，必定流传着类似的惯例，《左传》、《韩非子》的作者才能据以上推于于春秋时代。

如果说，陈怀公、齐桓公那两次多数决还只是若存若亡，未可尽信；那么，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个案应是不必怀疑的。西汉初年吕氏专权，至吕后一死，元老周勃、陈平即谋划倾覆诸吕；当时周勃趁着齐王刘襄起兵反吕的混乱局势，设计夺取了北军的控制权，于是就有了《史记·吕太后本纪》所载的这一幕：

吕禄以为郦兄不欺己，遂解印属典客，而以兵授太尉（按：周勃）。太尉将之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襢，为刘氏左襢。”军中皆左襢为刘氏。

《汉书·高后纪》的记载也大同小异：

禄遂解印属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皆左袒。

这可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戏剧性的场面之一，治史者早已熟视无睹，以至于没有人意识到，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多数决的实例；甚至可以说，这是古代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多数决。《史记》、《汉书》称周勃“行令军中曰”，跟《韩非子》称齐桓王“令群臣曰”的用辞雷同，可见周勃虽有一定的胁迫意味，但至少在形式上，他并不是直接命令军人服从他反吕，而只是命令军人在捍卫吕氏与捍卫刘氏之间作出表决——“为吕氏右襢（袒），为刘氏左襢（袒）”，跟《左传》“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跟《韩非子》“善者入门而左，不善者入门而右”，在性质和形式上都是类似的，只不过陈怀公、齐桓公是采用分列左右的方式进行表决，而周勃是采用裸露右臂或左臂的方式进行表决而已。

海因伯格在《多数决原则的历史》中提到，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有一段关于斯巴达人表决的具体记录：

斯提尼拉伊达（Sthenlaidas）曾经这样说道，自从他当了执政官，他将表决机制引入斯巴达的公民会议中。现在，他们的表决通常是由呼喊而不是投票来做出的，但是他说，他不能分辨哪个呼喊声更大，所以希望会议中赞成打仗的人更加明确地表达他们的观点，他说：“认为条约已经被打破并且是雅典人在犯错的人，请站起来走到这一端，持相反观点的人走到另一端。”然后，他站起来作了分辨，结果发现，认为条约已被打破的人占了大多数。

又据萨孟武《民主政治的本质》所引，十七世纪初英人Edward Coke曾介绍过当时英国议会的多数表决方法：

众议院议员之表决议案，用yes或no，关于人数问题，发生疑问，或双方各执一词，则指定两人计算。一人计算yes，一人计算no，说yes者走出院外，说no者留在院内，而报告其数目于议院。在委员会或全院委员会，说yes者走到一边，说no者走到另一边。这样，那一方多数当然容易知道。（《民主论丛》，页92）

东周时代左右分列以决多数，西汉初年裸露左右臂以决多数，跟斯巴达、英格兰各站一边的多数表决方式，岂不是如出一辙吗？

此外，萨孟武又指出西汉有“廷议”之制，即包含多数决定的意味；尽管这种多数决并不是绝对的，有理有据的少数派仍可以推翻多数派的决议（《儒家政论衍义——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体系及其演变》，页390-392；《西汉监察制度与韩非思想》）。例如《汉书·郊祀志》载，西汉成帝时，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有意将甘泉秦畤、河东后土之祠移往长安，遂交由群臣议决；结果，少数反对，多数赞同，于是匡、张上奏说：

臣闻广谋从众，则合于天心，故《洪范》曰：“三人占，则从二人言。”言少从多之义也。论当往古，宜于万民，则依而从之；违道寡与，则废而不行。今议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当徙之义，皆著于经传，同于上世，便于吏民；八人不案经艺，考古制，而以为不宜，无法之议，难以定吉凶。

因为反对者仅八人，而赞同者多达五十人，故他们引《洪范》为法理依据，认为应当“少从多”，即少数服从多数，而成帝也接受了这一议案。观此，则知西汉时朝廷议事，多少尚存有尊重多数的精神，这与周勃所行的多数表决是相呼应的。

余论

由以上论述，我想已足以说明，中国古代也曾有过多数决的观念和实践，只不过后来时过境迁，渐成绝响，遂如春梦无痕罢了。

西方人多认为，多数决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据《多数决原则的历史》）。所以就起源而论，多数决原则恐怕并不算是一种很艰难的发明，它可以自发地产生于不同的文明共同体之中，产生于不同的原始民主惯例之中，产生于不同的贵族政治之中。而近代西方文明的最优胜处，并不是它出现了多数决，出现了民主政治；而在于它能将民主精神和多数原则这一遗产，从中世纪时代带到了全球化时代，从封建的、贵族的妥协政治带到了现代国家的中央集权政治，并发扬光大为一种普适性规范性的制度。相反，在所有的古典文明——包括中国，也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向中央集权统治转化的过程中，有限的民主机制或迟或早要被膨胀的专制逻辑消灭，多数决原则也随之烟销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极端的少数决原则，是绝对化的君主意志。

在春秋战国之际，多数决原则在表面上仍能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甚至经过了绝对独裁的秦朝，甚至到了帝国政治已然确立的西汉，我们仍能看到多数决的回光返照。而西汉以后，多数决精神似乎就在绝对君权的笼罩下销灭于无形了。

自秦汉以下，宋代在内政上是最开明的朝代，是最尊重士大夫的朝代，士人无论在朝在野，都较具有参与政治的热情，似也较能表现出尊重众意的精神。如宋、金议和时，金国条件苛刻，朝廷上下反对和议的声浪甚高；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四载，当时吏部侍郎晏敦复、兵部侍郎张焘等联名上疏：

今日屈己之事，陛下以为可，士大夫不以为可，民庶不以为可，军士不以为可，如是而求成，臣等窃惑之。

这显然有《孟子》“左右皆曰不可”、“诸大夫皆曰不可”、“国人皆曰不可”的意味，是借多数民意向宋高宗和秦桧施压。又如陆游诗《送芮国器司业》有两句：

万事不如公论久，诸贤莫与众心违。

所谓“公论”和“众心”，无非是强调多数舆论的重要。可是，尽管宋代仍有一点多数决精神的残余，但那个时代的多数，早已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终究是无从约束那些掌握权柄的少数的。

我对中国古代多数决原则的追溯，暂止于此。

最后，另想多说几句：多数决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程序，可以说，没有多数决原则，就没有民主政治；但正如海因伯格所说：“多数决原则只是一项法律的便利规则，并不包含内在的伦理有效性。”就是说，多数决毕竟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技术，一种“工具理性”，它并不必然体现民主政治本身。在历史上，多数决可以为古典的君主专制所用，更可以为现代的极权政治所用。极权政治超越于君主专制之处，在于对权力的垄断更强，对个人的控制更多；极权政治不仅不需要消灭作为民主标志的多数决，反而更容易利用它，为绝对独裁披上“一致通过”的民主外衣。

在用陶片投票的时代，苏格拉底被雅典人判处死刑；在举手表决的时代，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只有陈少敏一人没有举手；而在近代式的选票制度下，曹锟当了中华民国总统，希特勒当了德国总理……因此，没有多数决是万万不能的，但多数决不是万能的。

懂得尊重多数，只是民主的初级阶段；还要懂得尊重少数，才算是民主的高级阶段。如果对多数的尊重异化为对少数的不尊重，那么，这样的多数，就不再是值得尊重的多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