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 写作 酒精——一个美国“濒危”左派的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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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岁的约翰·罗斯只剩半口牙，几乎秃顶，但仍有一大把花白胡子，脖子上常常围一条阿拉法特式的黑白方格头巾，以示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声援。高大的身形，一身黑色装束，加上偶尔戴在左眼上的黑布眼罩，让他看起来有点像黑社会头目。很少人知道这位在墨西哥城的一家旅馆静静等待死亡的老人属于美国的一个“濒危”群体——继承约翰·里德、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衣钵的左翼记者兼作家。

反对，反对，反对

罗斯1938年生于纽约曼哈顿下城的格林威治村——美国的左派重镇和红色摇篮，一度聚集了许多犹太裔左翼知识分子。罗斯的父母都是犹太裔美共党员，父亲为美共办的报纸写社会和戏剧专栏，母亲则帮助组织信仰社会主义的艺术家，为他们的作品作宣传。罗斯说他们是热衷于革命、艺术和酒精的“百老汇共产党人”。罗斯的儿时玩伴包括1953年以“苏联间谍”罪名被处死的罗森堡夫妇的两个儿子，家里的客厅则常常成为美共的会议场所。

二战后美国左派的黄金时期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冷战以及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浪潮。罗斯的父母开始隐藏自己的政治观点，有人指责罗斯的父亲向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出卖同志。罗斯本人的左倾倾向和叛逆个性却没有受到社会上的“红色恐慌”影响，他在曼哈顿街头游荡、写诗、听爵士乐、卖毒品。中学毕业后罗斯曾在宾西法尼亚大学短暂就读，但很快就退学回到纽约。1958年艾森豪威尔出兵黎巴嫩，次年越战爆发，罗斯撕掉自己的征兵单，与女友爱玛到墨西哥东南部的一个偏僻乡村，与贫苦的当地人一起生活了六年。

1960年代以反战和反文化运动为标志的左翼风潮再次席卷美国，加州的旧金山湾区是闹得最厉害的地方之一。1964年罗斯与女友回到美国，两人在旧金山为进步劳动党(The Progressive Labor Party)工作。进步劳动党是1961年从美共分裂出来的一个激进派别，受到中国革命启发，批评苏联已经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罗斯在这期间的“壮举”包括在旧金山市政厅放出几箱蟑螂，抗议贫民区的无良房东。罗斯的左眼在一次示威冲突中被警察打伤，最后不得不做摘除手术，装上玻璃眼。在旧金山期间罗斯还为逃避越战兵役坐了将近一年牢，与女友爱玛生了两个孩子，并开始为当地的媒体工作。

罗斯彼时依旧需要大麻和冰毒的刺激，来保持激情。在加州他还爱上了葡萄酒——他把它叫做“红色咖啡”，因为他从早饭就开始喝。1970年代以后美国的左翼风潮逐渐冷却，由街头转向学院，美共和别的左派组织日益边缘化。1979年爱玛跟罗斯分手，并带走两个孩子，罗斯搬到北加州的“进步”小镇Arcata，继续喝酒、写作。他也在院子里种大麻卖，直到1984被年警方搜查没收。

1985年罗斯到墨西哥采访墨西哥城地震，住进市中心的依莎贝尔酒店，不料从此留在酒店的103房间长达二十几年。罗斯跑遍墨西哥的各个角落，报道墨西哥的政治和社会状况，让英语世界的读者了解到西方主流媒体无法也无意呈现的另一个墨西哥。1994年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土著印第安人组织武装起义，成立糅合马克思主义等左翼意识形态的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以游击战对抗墨西哥政府，被《纽约时报》称作“全球第一场后现代革命”。罗斯对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的独立报道得到主流媒体的重视，让他在美国国内再次声名鹊起。他写的关于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的书《Rebellion from the Roots》还获得1995年美国图书奖，达到个人写作事业的顶峰。

罗斯的自由撰稿事业在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淡出人们的视线后也沉寂下去，他继续为美国的左派媒体报道墨西哥政治，写诗、写小说、写旅行指南。他2004年的回忆录《被资本主义谋杀》(Murdered by Capitalism)在记录自己“革命”的一生之外，也总结了1886年芝加哥大罢工（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源头）和秣市骚乱以来的美国左派历史，获得一些好评，但是难改他作品少人问津、媒体稿费来源萎缩的窘境。罗斯如今只能靠美国政府每月寄来的养老金支票来支付房租，并不时接受朋友的接济，进行眼睛手术的钱则是在美国办读书会时读者捐赠的。他也有一张假的墨西哥老龄公民证，坐公共汽车可以打折。

罗斯长期受呼吸道疾病的困扰，今年年初又被诊断出患有肝癌，但是疾病和穷困都没有让他低头妥协。他继续宣扬“反叛新闻学”，记录并煽动革命，“让人们感到愤怒，鼓励他们组织起来，给他们希望，让他们觉得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罗斯几乎不放过任何一次发出反对声音的机会：1999年他到巴勒斯坦抗议犹太人兴建定居点，结果被以色列人痛打一顿；2001年到墨西哥坎昆采访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却加入到抗议者的行列；2003年在美军入侵伊拉克前夕他飞到巴格达做人肉盾牌，试图阻止战争爆发，最后被萨达姆赶了出来；今年年初以色列进攻加沙地带，他又上街领导游行，到墨西哥城的以色列使馆扔鞋子。针对全球化、跨国公司、不公平贸易、气候变化、生态危机、新殖民主义、伊拉克战争等各类时髦议题的抗议活动，罗斯都不愿缺席。

蜡烛炸弹

罗斯仍然相信美国需要一场革命，觉得奥巴马当选是件坏事，因为许多本来对现实不满的美国人会开始安于现状，而奥巴马并不会带来多少实质改变。罗斯也不大认可已经通过选举取得执政机会的温和左派，比如巴西的卢拉和智利的巴切莱特,认为坚持武装斗争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比他们更能带来真正的社会变革。

罗斯的困境在于今天美国和世界的局势，与二十世纪左派兴盛的几个历史时期相比都大不同了，美国人对国内发生激进左派所描绘的那种剧烈的社会变革越来越不感兴趣，更别提对某个外国的情况。对罗斯来说，在墨西哥长住几乎是保留他革命梦想的惟一选择，在那里他仍然可以觉得离革命很近，革命还是存在和可能的。

但是罗斯向墨西哥底层民众推销的美好蓝图也面临一个强劲对手的竞争——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涌入美国，成为美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并将美元源源不断地汇回国内。剥削、压迫、不合理的国际政经格局等等批判依然成立，但是加入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的庞大体系——即使是成为其最底层的一环提供廉价劳动力——似乎成了解决第三世界国家贫困问题的一种可行有效的办法。近几十年，这个无奈的事实不光在墨西哥，也在世界其他地区得到了验证。

如果背叛、妥协、失败或者历史的自然进程将一个人政治信仰的根基抽去大半，他很可能会放弃信仰，但也很可能会变得更加叛逆和不羁，更加义无反顾地去反对主流和常态，甚至反对在现实中获得成功的一切。罗斯一生都在颠覆他父母胆怯、害怕对抗的政治，拒绝美国中产阶级安逸舒适的生活，批判特权，与美国在海外推行的帝国主义战略斗争，并且不惜跨越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与罗斯同龄的美国左翼“革命家”都曾经梦想建造一个闪耀光芒的希望之城，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了银行家和律师——最好的情形是温和左倾的政治家。去年3月，一帮满脸皱纹、步履蹒跚的老人在旧金山为罗斯庆祝七十岁生日，有人特意为罗斯买了一个生日蛋糕，上面插着一个巨大的黑色蜡烛做的假炸弹。这群作家、诗人和形形色色的激进分子曾经用真实和象征的炸弹作武器，试图改造现实，用蜡烛炸弹来表达对一位从未被收买和招安的同志的敬意，是再合适不过了。只是当罗斯吹灭引线火焰的时候，一定有人百感交集。

价值

今年春天罗斯回到旧金山就医，一位自由派的市议员得知他罹患肝癌的消息，便促成市议会通过决议，将5月12日定为旧金山市的约翰·罗斯日，并向他颁发奖状。罗斯颇费了一番犹豫才决定接受这个荣誉。

偶尔到墨西哥参访的美国左派年轻人的景仰之情，很能满足一个落寞老人的虚荣心，但是接受市议会颁发的奖状等于承认权威的合法性，会影响他反抗的姿态，更何况旧金山当局还以逃避越战兵役的罪名关押过他。

在市政厅领奖前的发言里，罗斯大骂旧金山市政府漠视贫困人群的需求，言辞激烈。或许这就是罗斯和他的同志们对这个世界的价值：批判现实，为弱者发声。他们对乌托邦的憧憬源于并更加折射出现实的丑陋，他们的反抗则让那些丑陋不致太过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