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张云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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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良生前照片　本报资料图

“没人要的人”

一个62岁的孤身老头，一间十几平米的出租屋，这是对张云良生前最直白的素描。

6月4日晚上，朋友谢谋军找到张云良借钱，每个月的30日，张云良的女儿都会给他汇款。但张云良显得很窘迫，他刚用女儿的汇款还了账，身上只剩下几十块钱了。

以往，张云良总是能从女儿那里得到更多的支助，据说最惯用的办法是装病，张云良身边不少邻居和老乡都替他给女儿打过这样的求助电话，屡屡得手。但今年年初，一位老乡在他的女儿面前告了状，女儿将张云良每月的生活费降到了一千元。

三年间，张云良的生活状况每况愈下。2006年，刚来到大湾社区时，张云良住的是旅馆，十块钱一晚，一个月最便宜也要两三百元。此后的一年间，张云良在曹家茶铺老板那儿租了一间20平方米的房子，房租为180元；2008年6月以后，张云良就换到了胡萍这儿，屋子更加狭小闭塞，月租也更加便宜了，150元。

绝大多数时间，张云良是在麻将馆里度过的，自从去年八九月份开始，就陆续向老板娘胡萍借一两百元的生活费，至今还欠债1200块。

但尽管生活拮据，张云良在邻居面前从不失体面。

他总是抽着好烟，麻将也“打得大”，还时不时地向牌友们炫耀女儿很有钱，在房东胡萍看来，“这是老张在绷面子”。张云良有好几个月都不能按时向胡萍缴纳150块钱的房租，总推脱自己是赌钱输了，就在5月14日，性格直爽的胡萍还毫不客气地骂了张云良：“你是不是猪啊，没钱还去打大牌。”张云良玩的是成都俗称的512麻将，一个晚上输“千儿八百”很正常。

在成都，张云良的世界几乎就集中在大湾村一带。沿川陕路旁一条2米宽的柏油路折进，就是隶属天回镇的大湾村四组。2米宽的马路从社区穿过，马路最前面的数十米构成了这个农村社区最繁华的地段：先是一段凌乱的街边菜市，临街两边的门面则密集着饭馆、商店、茶铺和旅社，人流涌动，嘈杂不堪。“虽然环境不好，但是房租便宜”。这里外省人聚集，操着各种外地口音的人穿行其中或是驻留于茶馆。店铺门口大多挂着一个“有房出租”的牌子，在它们的背后是一大片两层楼房的农家小院。

张云良租住的房子就在一间茶铺背后的小院里。院子角落里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一张床，一套旧桌椅和布沙发，还有一个布衣柜。

除了住的房间，他的活动范围就在院子门前马路前段的数十米的圈子里。“以前偶尔会出去做做业务。现在他说他在等待机会。”谢谋军说。

张云良每天晚睡晚起，平常就是看电视，打麻将，喝茶，斗地主，下象棋。赌钱占去了这个老头人生最后三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平时最主要的去处就是马路边的茶铺和隔壁院子里的麻将馆。

在大湾村，几乎所有人都认识脸色煞白、不苟言笑的张云良，有时他会向人吹嘘起手中价格不菲的茶杯。但包括他朋友在内的邻居们又都称：并不了解他。住在张云良楼上、曾干过一年刑警的晏师傅认为：这是个很复杂的人，没有人能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张云良打牌的规矩特别多，“碰了牌，牌要怎么摆放都要听他的，让人很烦”，晏师傅说，但张云良在牌桌上从不喜欢欠账，“哪怕是一两块都要塞给你”。

在牌友们眼里，张云良是个有钱人。“抽烟都是十块以上的娇子”，张云良有时还会将兜里的钱掏出来向牌友显摆，“大把大把的，都是红票子 (百元大钞)”，此时，张云良便会说起女儿以炫耀。

6月3日的晚上，张云良还在茶铺里“斗地主”，下午他还给谢谋军打过电话问他打不打麻将，一切都显得很平静。

有时，院子里的邻居还能听到从张云良的屋子里传来电子琴的琴声，“弹得很好。”邻居胡大姐说。张云良还曾跟她炫耀，他琴棋书画都会，“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显得挺有修养”。但同时，他又会肆无忌惮地在门外的空地上小便，毫不掩饰，“我当时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啊，后来又多次撞见，每次都很尴尬。”

在邻居眼里，张云良就是一个如此古怪的老头，“话很少，也很少笑，说话很凶，高兴的时候碰见你就问一声，不高兴的时候走路就低着头的。”

谢谋军是张云良为数不多时常走动的朋友，张云良经常自己带着做好的饭菜去谢家吃饭。“他说一个人吃不热闹。但来了也不怎么说话。”

张云良从不主动向人提起自己的过去，只有他人问及时才透露只言片语。“他说他以前是工商银行管信贷的科长，因为出来‘搞大业’把公款弄烂了，亏了几百万才沦落至此的。”谢谋军说，“他从心里瞧不起院子里的人。”

“搞大业”就是张云良所谓“等待的机会”，在这个院子里，大多数的外地人都是搞这行的。谢谋军曾是张云良的同行，他解释：“搞大业类似于传销，就是以工程或宝藏为诱饵骗取他人参与投资运作的诈骗活动。”

案发半个月前，谢谋军曾劝过张云良回家，但张云良说自己“因为借了很多朋友的钱，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没法回去”。

每当邻居问起回家的事，张的回答总是“我回什么家啊，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没人要的人”。

被“投机倒把”改变的人生

在家乡苏州浒墅关镇，提起张云良，总会得到一些褒贬参半的评价：聪明，能干；胆子大，能赚钱；对家庭不负责，是个混混。

张云良出生于一个复杂的家庭，两个同母异父的哥哥，三个同父同母的亲妹妹，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并不和睦。

在对张云良有记忆的村民印象中，他是村里的“孩子王”，从小就调皮，不安分，爱耍小聪明，“看书比别人快，写得一手好字。”

年轻时的张云良可谓是一帆风顺。初中毕业后，19岁的张云良入伍参加了援助越南建设，服役期间，张云良表现优秀，在当年一起入伍的三个浒墅关人中，唯有他入了党。

1969年，张云良带着党员的身份回到家乡，被任命为苏州市浒墅关镇的民兵营长。张云良深得村支书的赏识，把女儿顾佩珍嫁给了他。1971年，张云良夫妇都进入了新成立的国营单位吴县铁矿工作。

让同进铁矿工作的陆凤祥印象深刻的是张云良“工作总结写得漂亮”，同样惊叹的还有张灵活的脑子和非一般人的胆量。

张云良曾丢失过一块当时价值120块的上海牌手表，在工资只有35块的年代，这只手表堪称昂贵，张向派出所报了案，尽管也成立了调查组，却没有进展，张云良大骂派出所无能，决定自己破案。细心的张云良果真破了案，他从一个工人的小舅子手上发现了自己的手表。拿回手表后，张云良并未罢休，他自己扮演小偷，偷了工友的手表，派出所依旧未能破案。两个星期后，张云良自己揭了这个谜底：“就是为了让派出所难堪”。

在升任为该镇工业公司总经理、镇党委常委的岳父的帮助下，张云良也从一名普通的井下矿工变成了厂矿供销科的采购员。

在三十年前的国营企业中，供销科位高权重，即便是普通的采购员，领导们也要礼让三分，年轻的张云良在当时属于春风得意，“是一个在世面上闯的人。”张的同事老席说。“脑子好使”的张云良在1976年遭遇了人生的第一个挫折。

凭着供销科采购员的身份便利，张云良将厂里的铁矿石运到浙江，换回了化肥，在计划经济时代，化肥是农村最为紧俏的生产资料，张云良因此“赚了点钱”。

那是一个连分田到户都还在酝酿中的年代，张云良的“生意”在如今看来普通之极，但在三十年前，这样的行为有一个响当当的罪名——投机倒把罪。

宣判大会就在厂矿里举行，全厂矿的三四百号工人都参加了，这是吴县铁矿厂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张云良被撤消了党员身份，并被判处了一年半的缓刑刑期。

此后，张云良从供销科回到了车间，干起了“敲托盘”——整个车间里最低等的活。一年多时间里，很少见到他吭声，当年在对面车间工作的老席说：“他是个死要面子的人，这对他影响恐怕非常大。”

1977年，张云良在厂矿刑满后，执意离开厂矿出去闯荡江湖，在老席看来，张云良这么做就是为了挣回面子。他的人生自此转折。

那个时侯，浒墅关当地的一些人做起了捕蛇贩卖到广州的生意，发了财，张云良也加入了南下淘金的队伍。

支撑这个家庭的重担全落在了妻子顾佩珍的肩上，这个农村妇女在当地人眼里是个“能干人”，从供销社收发刺绣做起，到后来有了自己的生意，两个女儿都有了不错的前程。而在当地人看来，张云良的形象迅速下滑：对家庭不负责任，生意不顺、没混出个名堂，据说负债累累。

2001年，在家人的要求下，张云良回到了家乡，呆了大半年，这是张云良三十几年间在家住得最久的一次，他帮助妻子干起了收发刺绣的活，但不久他将收来的货款席卷而逃。“心太狠了，对家庭完全不负责任，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昔日的工友陆凤祥说。这一走，张云良再也没有回来过。在寻找重新证明自己的30年中，他跟自己的家庭似已陌路；而他最终把机会寄托于“搞大业”，同样与这个社会渐行渐远。

尽管时常炫耀女儿的“有出息”，张云良和家里人的关系并不见得融洽。房东胡萍回忆，看见父亲的遗物时，女儿并没有流露出特别的悲伤。唯一提起父亲的一次，是向房东询问还欠多少水电费。

在6月4日晚上，张云良罕见地向朋友谢谋军吐露了心中的窘迫：女儿不像以前那样给他汇钱了，“以前装病，要三千就汇三千，要五千就汇五千”，他苦笑着感叹。

但似乎是为了向谢谋军证明自己和女儿的关系依然很好，张云良跟谢打赌，跟女儿打个电话过去，三十秒钟后女儿就会回电话过来。结果张连续打了两次电话，都没有收到回电。过了二十分钟，张云良终于接到了女儿的回电。张用苏州话和女儿说了十多分钟。

放下电话，张云良解释：“那边在下雨，她停了车才能回电话”。在跟女儿最后的对话中，他语气平缓，但仿佛是在尽最后一点父亲的责任：“要好好工作，你是搞财务的，不要把公款弄烂了。”

当晚九点过，谢谋军起身离开，张云良还在一个人默默地喝酒。没有人知道，这已是张云良的最后一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