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 我的遗憾都已过去了

“我的一生都不是我选择的。我的先生不是我的选择。他姐姐是我中学老师,她很喜欢我,我老师选择了我。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但是谁让我结了婚呢?”

20世纪80年代在哈佛燕京远东系办公室

1997在温哥华为儿童讲古诗

在海宁王国维先生故居-1988

“很多人问我学诗词有什么用,这的确不像经商炒股,能直接看到结果。”叶嘉莹先生清音平缓,“钟嵘在《诗品》序言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人心有所感才写诗。‘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身处贫困卑贱之中,安分守己,不为外物所动;独处时有诗为伴,陶渊明、杜甫、苏东坡、辛弃疾,都在你的眼前……”

头发花白的叶嘉莹端庄“独处”于她的“磁场”中,背后的三大排书架上,整齐地罗列着她的著作。她面朝壁上的《班昭图》,据说,画中女子是画家范曾依她形象所绘。头顶的吊灯柔和地俯照着“画中之人”与“画外之人”。“画外人”清澈的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清高,方正的下颌突显出她的刚强。

叶嘉莹
号迦陵,1924年生于北京。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曾任台湾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唐宋词名家论稿》《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迦陵论词丛稿》《迦陵论诗丛稿》等。

在一篇文章中,叶嘉莹提出过“弱德之美”的概念。她说,词本身存在于苦难之中,而且也在承受苦难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弱”。而在苦难之中,你还要有所持守,完成自己,这就是“弱德”。

有人问,您是否有什么遗憾?

她说,“我的遗憾都已过去了。”停顿片刻——“我最大的遗憾,还是我小时候书读得不够。”

又问,您少年时读《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甚明了“道”是什么,现在能总结出来么?

她说,“人生最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真心性,心灵的一片清净洁白。”

不知不觉,回到大陆教书已经30年了。30年前的1979年,叶嘉莹穿着特意在香港定做的蓝色中式上衣,站到了祖国的讲台前。去年12月,她极难得地在南开大学小礼堂开了4次关于古典诗词的大讲。讲到温庭筠的《菩萨蛮》时她转过身,望着台下上千莘莘学子说:“古诗词这么美好的一份珍宝,我多么希望你们能看见。”

有人说,叶嘉莹站在那里,就是一首活生生的诗。

诗词路上的两位导师

叶嘉莹是满族叶赫那拉氏后裔,1924年,出生在北平察院胡同一所老四合院里。父母对她用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教育理念。“后来父母虽准许我到学校读书,但在生活方面约束极严。因此我的见闻与感受,几乎全与外界隔绝。加之我天性中又有一种喜欢蹈空梦想的性格,重视内心的感受,而忽视外在的现实。”

后来踏上诗词之路,第一个要感谢的是伯父狷卿公。狷卿公国学素养深厚,膝下无女,见侄女爱好诗词,不由格外欢欣。

“中国诗歌传统的吟诵不是现代的朗诵。中国古诗词是以兴发感动的作用为诗歌美感之主要特质,而这种美感的由来与中国吟诵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小时候伯父就教我把古人读入声、现代人读平声的一些字,读成短促的近于去声字的读音,如此吟诵时才能传达出声律的美感。”

伯父鼓励叶嘉莹试写绝句小诗。“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这首《咏莲》是她少女时期的作品。

“黜陟不知,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与她同在北平的辅仁大学就读的堂兄彼时这么评价她。“同是社会中人,岂能真对外界事充耳不闻?”她淡然一笑。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迅速北京城。老师们突然不见了,历史、地理教科书被一页页撕毁、涂改。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抗战开始后,在上海工作的父亲不得不随单位步步南迁,渐与家人失去联系。母亲忧思成疾,身染重病,去天津租界动手术,执意不要他们姐弟陪同,最终溘然长逝于从天津回北京的火车上。“昨夜接父书,开缄长跪读。上仍书母名,康乐遥相祝……”没有坚持陪同母亲去天津这件事,使她抱憾终身,也理解了人生无常的真义。

另一个要感谢的人是顾随先生。顾随是研究古典文学的一代大家。1942年秋他来到辅仁大学时,叶嘉莹正读大二。她家中书柜玻璃窗夹着的泛黄老照片,正是她们几个学生与顾先生的合影。

有人说,叶嘉莹与顾随先生有5点相似:同是少年丧母,体弱,具有诗人敏感的心灵;同是阅读广泛,研究小说、杂剧、书法、韵文、佛教禅理;同是旧体诗人,中西学问兼修;老年时同在天津教书。最后,他们都爱在“传道授业解惑”时“跑野马”。

叶嘉莹至今铭记在心的是,1945年夏,她大学毕业,陆续在北平3所中学任教。一日,收到顾先生的来信:

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顾随别号)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左侧墙壁的匾额上,她的别号“迦陵”二字是顾随先生的亲笔。“一次先生提出要把我的作品交给报刊发表,问我是否有别号或笔名。我一向未发表过任何作品,当然没有。先生要我想一个,于是我就想到了当日偶读佛书,所见到的一种唤作‘迦陵’的鸟。”

我先生不是我的选择

南下是因为婚姻。1948年3月,叶嘉莹嫁给了在国民党海军供职的文职人员赵东荪。11月,夫妇二人辗转来到台湾高雄附近的左营海军军区。

关于这段婚姻,她意味深长地说:“我的一生都不是我选择的。我的先生不是我的选择。他姐姐是我中学老师,她很喜欢我,我老师选择了我。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但是谁让我结了婚呢?”

为叶嘉莹写传记的学生张侯萍说,“叶先生熟谙古诗词中的儿女情长,可她这一生从来没有恋爱过。”

1949年8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言言降临人间。当母亲的喜悦她曾对人说过:没有做过母亲的女人,人生是不完整的。

但幸福感并没有维持多久。1949年前后,国共两党对峙白热化,不少赴台人士被怀疑为共产党,台湾当局在民间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第二年年底,“不爱诗词,偏好政治”的赵东荪被怀疑为“匪谍”投入了大狱。

随即她也失去了工作。万般无奈下,她投奔了先生在高雄的亲戚。亲戚也刚刚到台湾,生活窘迫,自顾不暇。烈日当头,瘦小憔悴的她抱着孩子四处奔波,夜深人静时才敢回屋,小心翼翼地在窄小的走道里铺上一张凉席。

她在《转蓬》中这样写道:“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现实渐渐磨掉创作和读诗词的心力,此后近10年时间她的创作量微乎其微。

几年后丈夫释放出来,他们有了第二个女儿言慧。见生下的又是一个女孩,丈夫并不高兴,而且,因为久被囚禁他性情大变、动辄暴怒。最痛苦时,叶嘉莹想过用煤气结束生命。

“那时我终于被逼出一个自求脱苦的方法,就是把自己一部分精神感情完全杀死,这是使我仍能承受一切折磨而可以勉强活下去的惟一方法。我现在如此说决非过言,因为我那时确实在极端痛苦中,曾经多次在清醒的意识中告诉自己:‘我现在要把自己杀死,我现在要把自己杀死。’”

乖戾的丈夫即使找到工作也干不长,一家六口的生计落在了她纤弱的肩上。

1950年代,戴君仁、许世瑛两位先生在台大教书,经他们推介,叶嘉莹先后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等校兼职教授诗词曲。

“产后身体本就瘦弱,在台北兼教三所大学时,课程繁重,又染上了气喘。每天下课回来,胸部都隐隐作痛,好像肺部气血精力已全部耗尽,每一呼吸都有掏空般的隐痛。回家后,还要因没有做好家事怀着负疚的心情面对夫权的责怨。可我真是热爱古典文学,只要一讲课就神采飞扬。”

在那段生活里,无论是出于强烈的自尊,还是为使女儿们不受悲观情绪的影响,她一贯以平和愉悦的面容示人。而心里,最常忆及的是王国维咏杨花的《水龙吟》:“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我以为自己如同所咏的杨花一样,根本不曾开过,就已经凋零了。”

去年5月丈夫“去了”,叶嘉莹在诗中写下心境——“一握临歧恩怨泯,海天明月净尘埃。”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1966年是叶嘉莹的转折之年。当时大陆杜绝与美国院校的一切文化交流,于是美国人要研究汉学只能跑到台湾去。“3个大学的诗词曲,杜甫诗、苏辛词,电视、电台的古文讲座,都是我在教。他们就跑来听我的课。”

凭借她的古文诗词底蕴,叶嘉莹被邀请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讲学。哈佛大学远东系的海陶玮教授正在研究陶渊明,也邀请她到哈佛去作了讲学。1969年夏,她欲按原计划重返哈佛,却未成行。海教授以为从加拿大去美国容易,让她先赴加国。

“我到了温哥华。申请赴美签证还是没有成功。海陶玮一心想把我留在北美与他合作研究,于是请人把我留在了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教书。”

那一年她46岁。台湾已是回不去了,一家老小迁来异域,她和他们一样要重新适应环境。父亲更见衰老,女儿正在读书,先生一时没有找到工作,冲着她叫嚷。而她,还要重新学习一门语言,以向西方学子讲述中国诗词之美。

拖着一天的疲惫回家,仍要面对丈夫的咄咄发威。太累了,实在是无力纠缠。默然做完家事,一个人凑在台灯下翻字典查找生词直至凌晨。生活上有再多不快,至少她可以在讲堂上随心所欲、信马由缰,与学生们心灵相通、肝胆相照。

“但你想我们这么美好的诗词,把它变成英文,我怎么讲?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里面蕴涵了多么深厚的意境,你翻成英文:I saw the southern mountain from afa,这是什么?我的英文实在是可怜,真的没有办法讲。”

“在晚年时,有一次她丈夫看到她讲课时的录像带,惊奇地问,‘这是你在讲课吗?下次我也去听好不好?’与她生活了一辈子,就像一个陌生人。”张侯萍深为老师的命运叹息。

1970年叶嘉莹再次去往哈佛,开始了对王国维的研究。哈佛燕京图书馆给了她一把钥匙,闭馆后她可留在里面工作。夜晚,从长长的、黑暗的通道经过,“我竟会有一种静安先生的精魂似乎就徘徊在附近的感觉。”

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曾在文中感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记载着她与这颗远逝的灵魂攀谈的痕迹。为什么选择了王国维?这里有难言的苦涩吧?作者的词学观,多少受了王国维的影响,而诗词的写作,亦与王国维多有暗合之处。更主要的是,王国维肃杀、凝和的气质里,流露着深沉的悲剧精神,那里显示着人性的脆弱,与世间的无奈。一切辗转于风尘间的漂泊者,都可以从他的文字里,感受到现代人内心最沉重的东西。叶嘉莹于此,领会很深。”

王国维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有谁能比她体会更深?

1976年3月24日,结婚不足3年的女儿言言与女婿永廷发生车祸双双殒命。

历尽悲苦之后的余生,竟然还会遭遇如此致命的一击,她绝想不到。车祸之前她去东部开会,途经多伦多还探望了女儿和女婿,其后转往费城探望小女儿夫妇。一路上她满心喜悦,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安度晚年。谁知抵达费城第二天就接到噩耗。因为一直是这个家所有苦难的承担者,哪怕痛不欲生,她还是强抑悲痛立即赶到多伦多为他们料理后事……

之后,她把自己关在家中,拒绝一切友人的问候。因为任何人的关怀,都会引发悲哀。“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一世逼人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这是《哭女诗》中的一首。

但她并未沉溺于哀伤,母亲过世,她就清楚地意识到人生短暂。女儿女婿双双罹难,好像打通了她人生思考的关节。“过去顾随先生说过两句话:‘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以无生之觉悟过有生之事业。’我当时并没有过深的体悟,历经世事无常,痛极以后才有了彻底的参悟。”

谁敢跟她一样痴迷?

1978年,暮春,黄昏,叶嘉莹经过温哥华家门前的一片小树林,她要到马路边的邮筒那儿寄信。

“落日的余晖正在树梢上闪动着金黄色的亮丽光影。马路两边的樱花树落英缤纷。一寸光阴一寸金,这种景色唤起了我年华老去的警醒。”

那是一封寄给大陆教育机构的申请信。寄信之前她曾和家人回国,在火车上偶见一些青年在读《唐诗三百首》。叶嘉莹惊喜不已,她笃信诗词的力量正在于此。她与这个国家都刚刚经历一场伤筋动骨的劫难,“可是诗词可以使人心不死”。

1979年在南开读历史系的张侯萍还记得叶嘉莹第一次讲学的盛况——

南开中文系为叶嘉莹安排的课程是汉魏南北朝诗,每周上两次课,每次两小时,在一间大约可容纳300人的阶梯教室。“文革”刚刚结束,学生们如饥似渴,不仅是南开学生,天津其他学校的学生也赶来听课。临时增加的椅子排到了讲台边缘和教室门口,上课时叶嘉莹想进教室都很困难。中文系没辙了,想出一个方法:持听课证才能入场。

结果天津师范大学的一个女生心生一计,找了一块萝卜刻了一个假章,自己做了假听课证(如今她已是天津电大的老师,仍不时去听叶嘉莹讲课),引致很多人效仿。所以叶嘉莹讲课时,教室的阶梯上、墙边、窗口,挤满了学生。讲座结束那天晚上,大家不肯下课,一直等到学校的熄灯号吹响了才纷纷离去。

“那时她还被人称为‘叶旋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钟锦2002年随叶嘉莹学习,他说,1980年代后期,社会风气变化,人们对诗词不再那么关心了。

“当年她的《唐宋词十七讲系列讲座》可以卖到十几万册,现在只有一万册销量。当年包括我在内有多少人跟随她、沉迷她。而今,中文系毕业生就业困难,又有多少人敢和她一样痴迷古典诗词?

“前年她收了一个弟子。那个学生原本学习法学,实在太爱古典文学,给她写了封长长的信。她很受感动,收了。却又说,法学你也继续学,学古诗词怕是以后不好找工作。听到这种话你不感到心酸么?

“但叶先生还持有一份可爱的天真。有时来找她的人,并不见得真心喜欢古诗词,但只要听说来者喜欢,她就会信任这个人。她甚至嘱咐我,要我多带出几名优秀学生,将来能跟着她学习古典文学。可她忘了,等我的学生毕业了,她已是90多岁的高龄了……”

孙郁说,“在叶嘉莹的《迦陵论诗丛稿》中,她谈及了自己治学中‘为己’与‘为人’的问题。我以为这是把握她学术生涯的线索。她钟情于诗词艺术,偏于主观的感受,在神异的境界中体验自我,于是便获得了‘为己’的快慰。而当意识到这种快慰生成的缘故,便有使命感与传承的自觉,想将古文化中有生命的东西普及于社会,这便是‘为人’的内涵。”

“对不起,我要去工作了。学生们的论文堆在那里,还有些文稿需要写。每天的事都干不完。”客厅内的钟指向23点,叶先生站起身,慢慢走向那间书房兼卧室。

一位晚辈记得:有一次他们几个人送她到机场。进入登机口后,她一个人拎着那么大一个包,身影孤独。这样一个瘦弱老人的身上,担负着一种东西。30年来,她不断往返于中国大陆、台湾、加拿大。刘波他们问过她,“飞不动时有何打算?”她说得平静:不行就回加拿大住进养老院。

她什么都很清楚,从没有迷失过。

(感谢刘波、张侯萍、安易、钟锦、景蜀慧、汪若川等人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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