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 我的遗憾都已过去了

20世纪80年代在哈佛燕京远东系办公室

1997在温哥华为儿童讲古诗

在海宁王国维先生故居-1988

“很多人问我学诗词有什么用，这的确不像经商炒股，能直接看到结果。”叶嘉莹先生清音平缓，“钟嵘在《诗品》序言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人心有所感才写诗。‘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身处贫困卑贱之中，安分守己，不为外物所动；独处时有诗为伴，陶渊明、杜甫、苏东坡、辛弃疾，都在你的眼前……”

头发花白的叶嘉莹端庄“独处”于她的“磁场”中，背后的三大排书架上，整齐地罗列着她的著作。她面朝壁上的《班昭图》，据说，画中女子是画家范曾依她形象所绘。头顶的吊灯柔和地俯照着“画中之人”与“画外之人”。“画外人”清澈的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清高，方正的下颌突显出她的刚强。

叶嘉莹
号迦陵，1924年生于北京。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曾任台湾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唐宋词名家论稿》《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迦陵论词丛稿》《迦陵论诗丛稿》等。

在一篇文章中，叶嘉莹提出过“弱德之美”的概念。她说，词本身存在于苦难之中，而且也在承受苦难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弱”。而在苦难之中，你还要有所持守，完成自己，这就是“弱德”。

有人问，您是否有什么遗憾？

她说，“我的遗憾都已过去了。”停顿片刻——“我最大的遗憾，还是我小时候书读得不够。”

又问，您少年时读《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甚明了“道”是什么，现在能总结出来么？

她说，“人生最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真心性，心灵的一片清净洁白。”

不知不觉，回到大陆教书已经30年了。30年前的1979年，叶嘉莹穿着特意在香港定做的蓝色中式上衣，站到了祖国的讲台前。去年12月，她极难得地在南开大学小礼堂开了4次关于古典诗词的大讲。讲到温庭筠的《菩萨蛮》时她转过身，望着台下上千莘莘学子说：“古诗词这么美好的一份珍宝，我多么希望你们能看见。”

有人说，叶嘉莹站在那里，就是一首活生生的诗。

诗词路上的两位导师

叶嘉莹是满族叶赫那拉氏后裔，1924年，出生在北平察院胡同一所老四合院里。父母对她用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教育理念。“后来父母虽准许我到学校读书，但在生活方面约束极严。因此我的见闻与感受，几乎全与外界隔绝。加之我天性中又有一种喜欢蹈空梦想的性格，重视内心的感受，而忽视外在的现实。”

后来踏上诗词之路，第一个要感谢的是伯父狷卿公。狷卿公国学素养深厚，膝下无女，见侄女爱好诗词，不由格外欢欣。

“中国诗歌传统的吟诵不是现代的朗诵。中国古诗词是以兴发感动的作用为诗歌美感之主要特质，而这种美感的由来与中国吟诵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小时候伯父就教我把古人读入声、现代人读平声的一些字，读成短促的近于去声字的读音，如此吟诵时才能传达出声律的美感。”

伯父鼓励叶嘉莹试写绝句小诗。“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这首《咏莲》是她少女时期的作品。

“黜陟不知，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与她同在北平的辅仁大学就读的堂兄彼时这么评价她。“同是社会中人，岂能真对外界事充耳不闻？”她淡然一笑。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迅速北京城。老师们突然不见了，历史、地理教科书被一页页撕毁、涂改。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抗战开始后，在上海工作的父亲不得不随单位步步南迁，渐与家人失去联系。母亲忧思成疾，身染重病，去天津租界动手术，执意不要他们姐弟陪同，最终溘然长逝于从天津回北京的火车上。“昨夜接父书，开缄长跪读。上仍书母名，康乐遥相祝……”没有坚持陪同母亲去天津这件事，使她抱憾终身，也理解了人生无常的真义。

另一个要感谢的人是顾随先生。顾随是研究古典文学的一代大家。1942年秋他来到辅仁大学时，叶嘉莹正读大二。她家中书柜玻璃窗夹着的泛黄老照片，正是她们几个学生与顾先生的合影。

有人说，叶嘉莹与顾随先生有5点相似：同是少年丧母，体弱，具有诗人敏感的心灵；同是阅读广泛，研究小说、杂剧、书法、韵文、佛教禅理；同是旧体诗人，中西学问兼修；老年时同在天津教书。最后，他们都爱在“传道授业解惑”时“跑野马”。

叶嘉莹至今铭记在心的是，1945年夏，她大学毕业，陆续在北平3所中学任教。一日，收到顾先生的来信：

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顾随别号）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左侧墙壁的匾额上，她的别号“迦陵”二字是顾随先生的亲笔。“一次先生提出要把我的作品交给报刊发表，问我是否有别号或笔名。我一向未发表过任何作品，当然没有。先生要我想一个，于是我就想到了当日偶读佛书，所见到的一种唤作‘迦陵’的鸟。”

我先生不是我的选择

南下是因为婚姻。1948年3月，叶嘉莹嫁给了在国民党海军供职的文职人员赵东荪。11月，夫妇二人辗转来到台湾高雄附近的左营海军军区。

关于这段婚姻，她意味深长地说：“我的一生都不是我选择的。我的先生不是我的选择。他姐姐是我中学老师，她很喜欢我，我老师选择了我。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但是谁让我结了婚呢？”

为叶嘉莹写传记的学生张侯萍说，“叶先生熟谙古诗词中的儿女情长，可她这一生从来没有恋爱过。”

1949年8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言言降临人间。当母亲的喜悦她曾对人说过：没有做过母亲的女人，人生是不完整的。

但幸福感并没有维持多久。1949年前后，国共两党对峙白热化，不少赴台人士被怀疑为共产党，台湾当局在民间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第二年年底，“不爱诗词，偏好政治”的赵东荪被怀疑为“匪谍”投入了大狱。

随即她也失去了工作。万般无奈下，她投奔了先生在高雄的亲戚。亲戚也刚刚到台湾，生活窘迫，自顾不暇。烈日当头，瘦小憔悴的她抱着孩子四处奔波，夜深人静时才敢回屋，小心翼翼地在窄小的走道里铺上一张凉席。

她在《转蓬》中这样写道：“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现实渐渐磨掉创作和读诗词的心力，此后近10年时间她的创作量微乎其微。

几年后丈夫释放出来，他们有了第二个女儿言慧。见生下的又是一个女孩，丈夫并不高兴，而且，因为久被囚禁他性情大变、动辄暴怒。最痛苦时，叶嘉莹想过用煤气结束生命。

“那时我终于被逼出一个自求脱苦的方法，就是把自己一部分精神感情完全杀死，这是使我仍能承受一切折磨而可以勉强活下去的惟一方法。我现在如此说决非过言，因为我那时确实在极端痛苦中，曾经多次在清醒的意识中告诉自己：‘我现在要把自己杀死，我现在要把自己杀死。’”

乖戾的丈夫即使找到工作也干不长，一家六口的生计落在了她纤弱的肩上。

1950年代，戴君仁、许世瑛两位先生在台大教书，经他们推介，叶嘉莹先后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等校兼职教授诗词曲。

“产后身体本就瘦弱，在台北兼教三所大学时，课程繁重，又染上了气喘。每天下课回来，胸部都隐隐作痛，好像肺部气血精力已全部耗尽，每一呼吸都有掏空般的隐痛。回家后，还要因没有做好家事怀着负疚的心情面对夫权的责怨。可我真是热爱古典文学，只要一讲课就神采飞扬。”

在那段生活里，无论是出于强烈的自尊，还是为使女儿们不受悲观情绪的影响，她一贯以平和愉悦的面容示人。而心里，最常忆及的是王国维咏杨花的《水龙吟》：“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我以为自己如同所咏的杨花一样，根本不曾开过，就已经凋零了。”

去年5月丈夫“去了”，叶嘉莹在诗中写下心境——“一握临歧恩怨泯，海天明月净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