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与东西方文化论争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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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张光璘（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

2004年9月3日至5日，以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五位的名义发起，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共有72位名流参加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化”。闭幕会上通过和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他们的“文化主张”。《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再度激起国内的东西方文化论争潮。

东西方文化论争始于l979年改革开放后，西方的思想文化涌进中国。这一现象立即在中国文化人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一些人说，文化交流好得很；一些人则惊呼：谨防“精神污染”，反对“全盘西化”。两种对立的观点争论不休，在学术界便形成了一股“文化热”。争论的焦点围绕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西方文化与中国现代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几个大题目上。

季羡林是东西方文化论争潮的主打者，他主张积极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可以称为“开放派”。

1991年季羡林在《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令整个学术界震动的论点：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决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渐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季羡林的论点发表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一时间东西文化问题成了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季羡林也成了文化界的焦点人物。

早在1986年，季羡林就在《瞭望》周刊（海外版）40期上发表了《对于文化交流的一点想法》，他写道：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可贵的经验：在我们国力兴旺，文化昌明，经济繁荣，科技先进的时期，比如汉唐兴盛时期，我们就大胆吸收外来文化，从而促进了我们文化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到了见到外国的东西就害怕，这也不敢吸收，那也不敢接受，往往是我们国力衰微，文化低落的时代。

在此以后的两三年里，季羡林积极投入文化问题的讨论中。他写文章，做报告，办讲座，大力宣传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在两个讲座上的报告。一篇题为《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复杂性》（在“东方文化系列讲座”上的报告）；另一篇题为《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在 “我国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战略问题”讲座上的报告）。

在这两个报告中，他详尽地阐述了关于文化的多元性、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传统文化与创新引进等问题。关于文化交流，他提出了三句话：“开放开放再开放，拿来拿来再拿来，交流交流再交流。”但是，他反对“全盘西化”“现在有些青年的思想，说好听点叫‘活跃’，说不好听叫‘混乱’。‘全盘西化’和文化交流有联系。西化要‘化’，不‘化’不行，创新、引进就是‘化’。但‘全盘’不行，不能只有经线，没有纬线。”

他说：“要以我为主，把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拿来’，无用的糟粕坚决拒绝。”季羡林这些话在今天看起来很平常，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非但惊人，而且大胆。

l997年，季羡林编了一本《东西文化议论集》，书中收集了老一辈诸大师如梁漱溟、金岳霖、冯友兰、钱穆等对东西文化和“天人合一”问题的论述，又从多种报刊上挑选了赞同他意见的论文和不赞同他意见的论文，还收了国外学者的相关论文。他特意把自己的十几篇文章排在前面，在《序言》中，他写道：“这决非想抖一抖编选者的威风”，而是“为了做好这一个靶子，对议论者和读者提供点方便而已”。季羡林在序言中特别强调书名中的“议论”二字。他说：“‘议论’，不是‘讨论’，更不是‘争论’，只是‘议’一议，‘论’一论而已，与人无争，与世无忤，发挥一下自己的想法，至于别人如何看待，‘只等秋风过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