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芳和我们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就把我们带到了案发现场。我原来以为这样一个大案现场一定戒备森严，到处贴着封条，但事实并非如此，这里站满了围观的人群。这是佳木斯北郊的一片棚户区，案发现场是一座2层2底的楼房，楼前有一个面积不过6个平方米的小院子，院门没有锁，犯罪嫌疑人就租住在一楼的一间房子里，房门上了把新锁，窗户开了半扇，都没有贴封条。从窗口看进去，可以看到这个房间大约10个平方，分里外两进，里面是一张脏得发黑的炕，炕已经被掏了一个大洞，旁边还放着一只黄色的小书包——正是在这张炕上，警方发现躺着4名儿童的尸体；外面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各种衣物，靠窗的桌子上还放着一件看来不错的西装，我翻了翻发现，居然还是冒牌的“阿玛尼”。我尽力从窗口把里面的衣物拽出来，并且翻了每个口袋，但是并没有什么发现。院子里有一个东北人腌菜的地窖，上面盖着一张木板，据说这个地窖里也曾经挖出几具儿童的尸骨，但是警方对此坚决否认。我掀开木板，发现地窖并不深，里面大约有10厘米深的积水，闻起来没有什么异味。
这个杀人现场的保护方式让我觉得非常蹊跷，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可以自由翻检，惟一上锁的是那个嫌犯的房间，但是却没有贴封条，这意味着，人们可以随意砸开这把锁而不用承担责任。我想着是否晚上回来好好翻检一回。
顺带说一句，我始终相信翻检垃圾是一名记者的必杀计。2002年仰融出事之后，我曾经去浙江一个城市采访，希望搞清楚他留在当地的那些资产如何处置、项目如何收场。可以想象的是，当地并不愿意透露这些消息，一概给我吃闭门羹。后来我没办法，只好在当地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旁边的废纸篓里翻，皇天不负有心人，竟然让我从里面翻出一份没有撕碎的关于仰融资产善后的会议纪要，还有一份已经撕碎的手写的仰融与开发区之间资金往来图表以及日后的偿还办法。这份图表显示，仰融在当地的投资其实并没有掏自己一分钱，全是当地借钱给仰融或者帮助仰融从银行贷款。仰融走后，这堆烂账其实还是当地自己来还。当时我那家报纸的副主编、《南方周末》原首席财经记者陈涛说，这真是NB的猛料。这两份“垃圾”我至今还保存着。
扯远了。看完现场，我们跟着陈玉芳来到另一位受害者王胜利家。在她家，我们见到了其他受害者的家属，他们给我讲述了每个孩子失踪的经历，他们如何向警方报案却得不到重视，如何自发地结伴四处寻找孩子。主讲的基本是女人，与她们涕泪俱下所不同的是，男人们都站在一边静静地听，一些人神情憔悴，面色枯黄，一言不发，时不时会捂着脸走出房间，过一会再红着眼睛走进来。很快，我就弄清楚了事情的经过。家属们还告诉我，那个杀人犯宫润伯因为和一个15岁的女孩谈恋爱并且同居，被以强奸幼女罪判了8年刑。
晚上，我给郭光东打了个电话，向他通报了当天采访的进展。但是郭光东给了我一个坏消息：不能直接报道此案。他建议我考虑一下能不能从其他角度来做报道。听到这个消息，我顿时蔫了，本来我还在琢磨着晚上是不是要再去一趟杀人现场，现在看来，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
我相信每个记者这时都不甘心就此放弃。我和郭光东认真地商量了一下可能的报道思路，但是最后都被我们否决了。不妨列出来给大家看看：
1．反思公安在案件侦破中的问题。按照受害人家属的说法，警方至少曾经有3次机会发现犯罪嫌疑人，但是由于警方不立案、不并案侦查、侦查中的疏忽，导致嫌犯在作案一年之后才落网。这个方向被否决的理由是——太表面了。
受害人家属的说法很难确证，《华商晨报》已经用很大的篇幅做了类似的质疑，他们直接向警方求证，但是一一被警方否认，我们如果还做类似的质疑，并不能超过这些日报的报道。
2．受害人家长对孩子管教不严，约束不力，导致这些孩子迷恋游戏和上网，最终给嫌犯可乘之机。这个方向被否决的理由是——太没人性了。
当此父母痛失儿女之时却来质疑人家没有管好孩子，实在是有失人性。看到受害者的家人的悲痛之情，每一个为人父母的人，都能够理解他们此刻的心情。作为一个7岁孩子的父亲，我自己都不敢想象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会怎样。如果这时来质疑父母，不啻往他们伤口上撒盐。事实上，受害女孩马千里才小学二年级，平时很乖，根本就不会上网，也不是在网吧丢失，这样的质疑并不普遍适用。第二天，我亲眼看到有的记者采访马千里的母亲，不断地在“孩子什么时候开始玩游戏”、“你们发现他玩游戏的时候怎么管的”等问题上纠缠，令我十分恼火。
3．警方对网吧的管理不严，导致众多未成年人沉迷网吧，而且对于网吧工作人员审查不严，导致宫润伯有可乘之机。这个方向被否决的理由是——太老套了。
未成年人泡网吧并非佳木斯一地特有，但是偏偏佳木斯发生如此惨案，可见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更何况王胜利根本就不上网，一样遭遇毒手。至于宫润伯何以能够当上网管，事实上，当时还不能确认宫润伯究竟是不是网管。
4．尽管几位受害人失踪之后，家长都向警方报案，但是警方并没有引起重视，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家长要么是外来人口，要么是困难家庭，他们的困难并没有引起行政机关的重视，如果能够有一个机构帮助这些事实上的弱势群体奔走，承担一部分社会救济的功能，也许警方能够早日关注，案件能够早日侦破。这个方向被否决的理由是——太话题性了。这样的报道带有更多政策建议的色彩，缺少新闻要素，无法满足读者对于新闻和故事的需要。
在否决了上述几个方案之后，我们都有点黔驴技穷。郭光东最后建议我说，不如找几个犯罪学专家聊聊，让他们谈谈看从黄勇案到佳木斯杀童案，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如果有的话，这很可能就是我们报道的方向。
第二天上午，我找了中国政法大学犯罪研究所的所长，不过这位犯罪学专家推说对案情不了解，因而无法发表意见。其他几个专家也以同样的理由推脱了。电话还没打完，一位受害者家属打来电话，说就在刚才，一群警察又到了案发现场，在那个院子里挖，不让人进去，可能又发现新的尸骨了。
我们决定马上赶过去。这一天佳木斯正下大雪，气温大约零下10度，但是在案发现场，还是围着很多群众。通向那座院子的路被警察挡住了，我们看不到警察究竟在做什么。我仔细观察一下四周的地形，发现旁边有一座6层居民楼，从楼上俯瞰，应该可以看到那个院子里发生的一切。我们赶紧带着摄像机上了这座楼，从6楼过道窗口看下去，正好看到几个警察站在院子里，2个民工模样的人用铲子和镐在挖土，一个民工则不断地把挖出来的土运到院子外。我们在窗口拍了大约一刻钟，也没有看出来他们挖到了什么。这时候围观的群众已经发现了我们，他们不停对着我们的位置指指点点，引起了警察的注意。我们一看不妙，决定先撤。回到现场，我们又绕着那座楼房转了一圈，发现隔壁一户人家的院子和宫润伯的院子只隔着一座破墙。于是，我们恳求这位房东，让我们进去看看。房东还算好说话，终于同意我们进去了，爬上墙头，警察和民工就站在我们脚下，他们还在挖，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即使看到我们在墙头上观摩，他们也没有反对，只是说“没什么东西，别看了”。这时，我有机会和那位房东闲聊，他说尽管只隔着一个破墙，但是很少看到宫润伯，印象中他很喜欢看书，其他一概不知。
出了院子，我又和现场围观的几个群众聊天。他们告诉我，这个宫润伯经常到路口买馒头，每次买两个，他经常和人下象棋，而且下得不错。还有一个老头说，这个人是哈工大毕业的，这个让我感觉像是在说笑话。
警察挖到中午走了，并没有新的发现，现场也用锁锁了起来。
我决定去找到那个宫润伯工作的网吧，了解一下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没有人知道那个天麒网吧的确切位置，还是小朋友对那里熟悉，一个胖小子跟我说：天麒网吧有两个，都黄了。我说杀人那个是哪个？胖小子说，前面右拐一直走。按照他的指点，我找到了这家网吧，网吧已经关门了，我在隔壁超市买了一瓶冰冷的矿泉水，超市老板告诉我，那个杀人犯他不是网管，报纸瞎扯，他也就是爱在这玩。又在超市旁边的饭店买了3串羊肉串，1个烙饼，烤羊肉的也说，那个杀人犯他不是网管，他就是爱来玩传奇。这样的信息其实证明，此前媒体关于“宫润伯是网管”的报道并不准确，这也证明归咎于警方对网吧工作人员审查不严并无道理。
离开网吧，我又回到了王胜利家，这次这里又是站满了记者，家属们又在接受重复的采访。看着家属们疲惫的脸庞，听说他们重复已经多次讲述的痛苦经历，我觉得他们又在接受一次新的折磨。
回到宾馆，我又给郭光东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一天的进展，我说，宫润伯就是个精神病人，杀人不需要理由，孩子无法逃脱精神病人的觊觎，社会无法防范精神病人的发作。连环失踪案发生之后，该批评的人我们却不能批评，如果硬要和除此之外的什么社会根源扯上联系，那只能是牵强附会，从这个角度来说，硬做不如放弃。郭光东同意了我的意见。
3月17日的一家媒体发表了《发生在佳木斯棚户区的罪案》一文，他们将文章的重点放在外来移民的困苦状态、生活空间的紧张局促、棚户区流动人口的难以管理、移民或者单亲家庭的脆弱无助上。类似这样的问题存在于中国的每一个城市，但是少有城市发生类似佳木斯这样的惨案。这样的报道方向适合别的媒体，却不一定适合《南方周末》。
在离开佳木斯之后，我还在回想自己有什么疏漏。也许探究宫润伯何以会成为一个精神病人会有一点意思，但前提是必须首先证明宫润伯并不是先天的精神病人，而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甚至有点优秀的人，他的生活轨迹中存在突变的过程。遗憾的是，当时我并没有更多的办法了解宫润伯的人生经历。
3月16日，我得到一个让我惊讶的消息，宫润伯果然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只是专业不明，那个被我当成笑话的传言并非玩笑，据说宫润伯的经历奇特，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事件导致他精神失常，我猜测可能正是当年因为恋爱而被判8年徒刑所造成的刺激。如果真的如此，这个题目倒确实更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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