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作是为了光阴流逝使我心安

对于《南方周末》深度报道的未来，我则充满期许。在我看来，最有价值的深度报道并不是“普利策获奖特稿”中那些描述疾病的感人篇目，也不是香港报章上那些描述权力交替的“内幕”报道，而是这样一种理想中的作品：

1、题材重要，揭示时代的本质；

2、不断指向事件背后的终极推动力；

3、关怀公共利益；

4、信息的收集、择取和推演过程与事实本质相符；

5、具备吸引眼球的亮度；

6、具备艺术的真与美。

事实上，这几点的核心只是一个词：“正确”。正如海明威所说，在绝对意义上，描述一只猫如何拐过街角，与描述一个国家如何历经沧桑一样难。对于新闻来说，“正确”是最低标准，也是最高标准。

拙劣的新闻之所以拙劣，往往是因为它不够正确。如果一个记者缺乏好奇心、理解力贫乏、对他人的境遇冷漠、习惯于人云亦云，那么即便他“忠实”地记录自己看到听到的一切事物，也只能做出肤浅的报道，不能呈现出事件的真实一面。类似的现象，我们在大多数电视新闻中都可以看到。

问题是，人们很难改变一个不懂得理解某一特定事件的记者，因为症结往往在于他这个人本身。我相信，在模糊的世界观背后，必定存在着一个得过且过的人生。正如天文学可以击败宗教，对人类文明遗产的学习也可以提高记者的能力。
一个好的记者的特征是：

1、愿意为题材付出比别人更长的劳动时间；

2、掌握好的方法。

因此，我的新闻观念最终会回归到最朴素的层面：对于新闻价值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学术思潮，而是记者本人。

《南方周末》以及中国新闻业的未来发展，都取决于对类似的常识的尊重程度如何。

4、目标

毫无疑问，我从来没有过进入一家媒体的中层或者管理层的念头。相当多的中国普通记者一旦年近中年，就会为未得晋升而感到焦虑，其中既有对自己前途的担忧，也受到周围人群对其能力的评价的压力。在我看来，记者的话语权受限，以及难以在工作中获得利益和成就感，是这一状况的根源之一。另一根源就在于，媒体的市场化程度仍然相当低，其内部生态仍旧维持着官本位的传统。

对我来说，做一辈子记者则远非不能接受的选择，如果这个职业我能做得好的话。

7岁时，我的姥爷问我：有三个人，一个坐着，一个站着，一个跪着，你要做哪一个？当时我回答说，我要坐着。我觉得坐着比较舒服，听上去地位也比较高。他说，坐着就不对啦，人应该站着，不欺负别人，也不受别人欺负。我花费了很多年才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凑巧的是，当我明白时，我已经成了那个站着的人。

如今我提起这段往事，并无挑战“管理也创造效益”的格言的企图，我只是想说，在地位之外我还可以有其他追求。

我相信，双手劳动可以慰籍心灵，这是人生的要义。若想享受到生活中的欢乐，那么辛苦与逍遥缺一不可。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我相信只有记者才是新闻业的核心力量。我相信在未来一些年里，国内的新闻行业会有更高层次的繁荣和提升，在业务层面上，能够为从业者创造丰富多彩的机会。对于记者来说，这种前景本身就是一种诱惑。

因此我的个人职业目标，仅仅是做一个好记者而已。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自己做到两件事：

1、推动公共利益；

2、写出优质新闻。

对于《南方周末》，我一直期望着它有更多的活力、激情和创造力。没有任何一份报纸值得人们尊重，除非它用行动证明了它的价值；也没有任何一份报纸能够长盛不衰，除非它不断汲取新鲜的养料，在时间中不停歇地生长。我想，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去推动这份报纸前进，哪怕只起到一点点作用，都可以说得上是可贵的成就。

因此我在《南方周末》的目标，就是与它一起做到最好。如果新闻行业的竞争是一场比赛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够拿到更多的冠军锦标。我最不愿意听到的话就是这份报纸已经不复光彩，我相信它仍有进取之心。

另外的目标是，当我离开这家报社时，我能告诉自己：可以去干别的去了，在此你已经尽力。

（注：本文系作者2005年为南方周末内部职称评定而写的业务总结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