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狐文化
曾经有一本书叫《虎与狐》，揭秘了富士康的经营之道：老虎般的凶狠，狐狸一样的狡诈。《郭台铭与富士康》一书进一步总结：富士康以人海战术24小时轮班、大量生产，从接单到交货一气呵成，让客户抢得先机。尤其是消费性电子产品的生命周期短，能否攻占市场供货稳定的商品，取决于代工厂的交货速度。
这种“虎狐”文化，让富士康打败了日本企业，并在2004年超越了美国的伟创力和美商旭电公司，成为全球代工大王。
但到了2008年夏天，就在孙丹勇开始忙着找工作的时候，穷孩子出身的郭台铭取消了2008年愚人节上喊出的退休计划，重新出山，到处拜会IT企业高层争取订单，和比亚迪以及台湾多家企业争夺苹果这样的大客户。
这一年，汹涌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代工行业，富士康开始裁员，并出现了订单量下滑的情况，代工大王地位不保。
2008年7月25日，孙丹勇进入富士康观澜科技园工作，他所在的部门为美国苹果公司代工iPod和iPhone两大类产品，是富士康内部最为重视的产品部门，员工压力非常大，经常加班。
孙丹勇以新干班成员（新世纪储备干部培训班）的身份进入富士康，并有了自己第一个职业级别“师二”。这是富士康内部职称体系的称呼，一般新干班的员工进入富士康，都是师二的职称。
跟与富士康对门的华为公司不一样，富士康招聘的人大多数是中专生，孙丹勇这类人是华为的传统招聘对象。跟很多毕业生进入华为都有自己的办公桌并在空调房上班不同，孙丹勇必须先做3－6个月不等的一线产业工人，即先学会变成富士康这部庞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新干班员工实习期的待遇是2000－2200元，转正后，如果多加班，能拿到3500元左右。在富士康，以前加班是没有限制的，很多人靠加班赚钱。孙丹勇正好赶上富士康出于经济危机考虑，进行加班管控。手段是：一、不批准你加班，但你工作没做完，只能被迫义务加班；二是批准你加班，但是对加班时间控制，实际上还是要免费加班几个小时；三是批准加班，但不给钱，只许诺进行调休。
而且等级制度森严，新干班成员在下生产线实习时，会像作业员一样地被主管“检阅”，特别安管人员下班时候的安检举动，让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难以接受。只要报警器有响声就不能过。有一次，一个女孩子走了两次都响，查出最后原因是女生的胸衣带上有金属纽扣。
富士康实行准军事化管理，记过、警告、除名和严惩等扎眼的名词在食堂和洗手间都能见到。甚至连吃饭不吃干净都要被惩罚，放盘子的地方有稽查看是否吃完了。
今年年初，孙丹勇曾跟哥哥说，在富士康的工作没有想象中的好，想回云南。
死因悬疑
7月15日晚11点多，孙丹勇登录班级QQ群，在群中以留遗言的口吻称——被欺负的没话说，并表示没有偷公司的产品。在聊天中，孙表露出对被公安局调查的担忧。之后又将聊天记录发给了数十位大学同学。然后走回小区，经过自己所住的A2栋路口，往里看了一下，然后径直进了A3栋的电梯，直接按了上12层的按钮。
“要从他每句话里去找答案，他说了，希望保安得到严惩，希望富士康不再有不人性的地方。”孙哥哥认为，这是弟弟的自杀的目的。
孙丹勇在自杀前和同学QQ聊天说：“我只是希望有人可以整治一下FOXCONN（富士康），别他妈的再有和黑社会一样的地方了，随便就去查别人的家，随便就扣留人、打人。”并希望“顾钦明课长很快得到应有的报应”。
在孙丹雄看来，弟弟是个现实主义者，但有时候会有一些让家人惊讶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为。
孙丹勇交给环安课的自述材料解释说，7月9日下午他从生产线上拿到iPhone，清点数量后用保密封条封住，因当天没有主管开放行单，便暂存起来第二天发货。7月10日下午5时许，取样机的人来了，便打开纸箱让他们自己确认数量，当时因为忙不在场，但过来后取机人称少了一台，孙丹勇自己重新点一遍确实少了一台，当时怀疑样机可能是丢在生产线上了，孙把放样机的地方和打包的地方找了一遍，但还是没能找到。7月11日，又仔细翻找无果，7月12日，接女友到兆利花园小区，第二天汇报主管。
7月15日中午，孙丹勇到环安课交待事情经过。然后，和安管人员一起到丢失地点模拟手机交接现场。下午2点，再次回到环安课模拟现场，并带着安管人员前往搜家。查完孙家后，又去查另外一个部门女孩子的家。环安课在晚上9点多第二次要求孙丹勇到环安课课长顾钦明的办公室接受调查。
顾钦明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称，他从当时与孙丹勇交接产品的女同事处了解到，产品交接时孙丹勇一直在场，这与此前孙丹勇说他曾中途离开不一致，有疑点，所以才想着跟他对一下细节。
顾钦明称，孙一直不承认在场。于是他有点生气，扯了一下孙丹勇右肩膀，让他模拟现场。然后，让他到隔壁小房间再“想想”。在离开时顾钦明说：“今天我问的疑点问题，也是明天公安机关问的问题，你怎么办？”孙听后不停地反复搓手，表情很紧张地看着顾钦明。
在7月15日17点32分，孙丹勇还没有想到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给女友的短信说，“没事了，反正要回去找工作”。因此，孙丹勇的死因，就被外界质疑为与环安课第二次约请有关。
以死抗争？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警方初步的调查结果是，孙丹勇系自杀，并且死前身上没有明显伤痕。至于N90手机到底跑到哪里去了，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
7月22日晚上，孙丹勇终于“回”到家了，回到了那间熟悉而陈旧的小瓦房。这是孙丹勇5年里第三次回家，只不过，这一次，他是装在一个盒子里被父亲、叔叔和哥哥带回了老家。
2002年，孙丹雄考上了重庆医科大学，孙丹勇也读高三，家里只有一亩多地，没法支付一个大学生和即将上大学的孙丹勇以及一个小女儿的学费，一家人把在老家的房子租给了同村人住，来到宣威市第一大镇板桥镇，租下了一间破旧的小瓦房打工。
55岁的孙父是石匠，43岁的孙母在镇上做些小工，石匠活主要是给逝者雕刻墓碑。
这间租来的小瓦房里，连一张像样的饭桌和椅子都没有，只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一台上个世纪90年代的老式录音机，以及一台21英寸的小彩电。他的骨灰就放在这间屋子里。
小瓦房面前有棵大核桃树，孙丹勇出门的时候，还不是很高大，如今已经亭亭如盖。孙阳东说，这棵核桃树每年都会结很多核桃，但是今年特别反常，因为去年的冬天打了很大的霜，没有怎么结果子了。
这个家曾经被周围的人羡慕不已，有一个哈工大和一个重庆医科大学的大学生从这里走出了家门。如今，这个贫困家庭的精神财富已经丢失了一半。
在小瓦房前，是孙阳东干活的地方，那里堆满了石头和半完工的墓碑。作为石匠的孙阳东说，一块好点的墓碑，在当地可以卖六百元，单材料费就要四百元，除掉人工费用，赚不到什么钱。
但他打算亲手给儿子雕刻一块墓碑，而且要比他雕刻过的都要好一点，因为“我儿子是我们那的大学生，是秀才”。按照当地的习俗，必须在3年后才能立碑。
对孙阳东来说，他有3年的时间来给儿子刻碑，这也意味着他要在心头上刻写3年的悲伤，因为每一个字刻上去，都将在心里留下永久的疤痕。
（本报记者黄河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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