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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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社会性的庸俗成功学（成功=金钱+权位）迷狂中，越来越多的上海青少年被打造成一架机器，铆足劲奔向家长与社会为他们构画的、以高人一等为表征的成功梦境，由此丧失他们纯真快乐的童年

起跑线上的残酷竟争

2009年6月，上海五角场。1986年出生的曾明辉开始度过自他上学以来最无忧无虑的一段生活：餐厅、咖啡馆、KTV，几乎每天都要去潇洒一番；稍有得闲，就是端着那台还算不错的数码相机漫无目的地扫街“咔嚓”，从相辉堂到图书馆再到主校门。适逢高考结束，校园里来了不少上海本地的高中毕业生，还有家长，望着身穿学位袍在大草坪上扔帽子的曾明辉和曾明辉们，他们的眼睛里毫无掩饰地显露出钦慕。事实上，即便是扩招的主旋律早已奏响，加上政策对上海生源的优待不言而喻，他们中间仍然只有极少数人能得以进入这里，住在曾明辉们即将腾空的寝室里。曾明辉说，此，就足以证明“复旦”二字的全部意义。

今年上海共有7.38万考生参加夏季高考，逾6万人可以进入大学，录取率超过80%。不过，对于上海人来讲，只有考进复旦、交大、财大、上外等沪上名校才被看作是“有出息”的最有力佐证。对于上海以外除却北大、清华的高校，多数上海土著是嗤之以鼻的。

上海，几名家长和工作人员正在为一个即将上台参加京剧演唱比赛的小女孩整理戏装　图/周馨

上海，一名小孩正在看科普展　图/纪粤鸣

上海，一名小学生正在选购辅导书　图/纪粤鸣

上海地区高校的一次毕业生供需洽谈会上，几万名学生冒雨排队进场　图/周馨

曾几何时，路人皆指上海学生“高考易”，周边的江苏、浙江、安徽等高分大省一度有人通过各种途径将其子女户口落入上海，以期轻松升学。这些处心积虑的家长认为，相比在别处流行的移民“老少边穷”地区，选择上海，无疑是一劳永逸。在江浙坊间，流传着“二本的分，复旦的命”这样的民谚，专门来形容那些通过“转户”方式得以进入名校的高考生。言语之间，充斥着艳羡、嫉妒和讽刺。上海，由此成为恢复高考以来，无数外省考生的“众矢之的”。

而在上海人心目中，无论是曾明辉、他的同龄人，还是“1990后”甚至“2000后”，对此都绝不苟同。他们认为，上海这座强大的场，注定了绝大多数人从早教开始就要接受残酷和压抑；否则，“黄浦江的一朵浪花就能把人淹死”。虽然，让外省考生叫苦不迭的“题海”、“题库”在上海滩不甚明显，但英语、奥数、钢琴、歌唱等培训压在学生头上，照样气喘吁吁。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现在的孩子所上的课外班名目愈发繁多：网球、高尔夫、社交礼仪、第二外语、演讲口才乃至领导艺术。到小学毕业年龄能成功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孩子，在上海已非天方夜谭。从年轻妈妈汪静不无自豪的描述中可以窥见，上海孩子的压力以另外的形式与外省殊途同归：“当县城的学生没日没夜地摊开白花花的试卷，上海孩子也赶场式地游弋在外教、钢琴师和网球教练间，不得闲。”

在拜访长期从事教育研究的高级教师黄永尧的时候，先生用一种幽默而又直观的方式呈现了其多年来的经验成果。他草绘了一幅模拟股市起落的K线图来描述20年来上海学生负担的升降，画好之后随即笑言：图的走向说明，这永远不可能表征股市。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情只涨不跌，而且涨势汹涌，不可阻挡。

与这个巨大的移民城市相称，那些被叫作“新上海人”的下一代，也过早地被父辈寄予弄潮上海滩的希望。他们与上海本土孩子从幼年就开始的竞争，某种程度上，提前了父辈们至少20年。正是这种博弈，让当年还是单向度、相对小范围竞争的曾明辉们，感到庆幸。

本文要讲述的，是1986年出生的曾明辉和1998年出生的严行、赵祯涵的故事。

曾明辉

曾明辉是地道的上海孩子，衣着时尚，说起普通话来仍旧夹杂着“个么”、“好不啦”之类的本帮俚语。谈起他学生时代的“奋斗”轨迹，曾明辉不假思索、一气呵成，激动起来的时候，犹如上海清口般，幽默和冷幽默夹生。

我呢，就是普普通通的上海人啦，以前住在火车站附近的老房子里，那叫“滚地龙”，就是没有什么身份的人住的普通民宅。再后来么，父母单位分了房子，老式的宿舍楼，你晓得的伐，我们叫它“火柴盒”。2003年，我爸还算努力吧，在房价上涨前搞了套商品房，就住进去了，那个时候长宁还没这么发展了，才4000多块一平米。现在不可能买得起了。我为什么先要讲这个呢，其实就想说，在我经历的这二十几年时间里，上海的变化是最快的，我家都翻天覆地了。从“滚地龙”到“火柴盒”再到“商品房”，家长是能最清晰地洞察到这座城市的变化，也最直接地感受压力，因为他们负责挣钱、花钱和攒钱。他们的压力需要转嫁，就到了我们头上。可想而知，越到后来，孩子的压力增大，因为他们的父母在上海的压力增大。现在的房子，都是好几万一平。个么，马上世博会了呀，所谓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家长对孩子学英语的要求就又要提高不少，因为他觉得，国际化马上就要到了呀。

我的补习班岁月从5岁就开始了，被老爸送去学画图，画那种大熊猫，上了两个月就放弃了。因为，熊猫右边的耳朵我总是画不圆。我记得特别清楚，就为这个，我爸第一次把我的耳朵揪得很痛很痛,在课堂上我就哭了。因为那个班都是一个家长带一个孩子，孩子很小嘛，幼儿园，一定要家长带,很多人就很奇怪地看着我们。反正从那以后，我就没去，可能是我爸也意识到了，觉得再去的话也特没面子吧。你看，这就是上海家长争强好胜的典型例子。

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被送去学黑管。那时候已经住进火柴盒了，我倒记得蛮清楚的。学了大概一两个月，我可能没什么艺术天分，怎么吹也弄不起来，只有走为上。到那个时候，爸妈才觉得，我还是要靠读书，走最正规的路。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妈就给我报了语数外三门的补习班。其实我的成绩在小学里已经很好了。我读的是解放前有教会背景的、长宁区最好的学校，一共4个班，我大概排第4名，前三名都是天才，实在读不过他们。补习班从我家要乘车的，大概6、7站路，到当时还算是郊区的地方，很荒凉、很乡下，杂草丛生。现在已经是新建的中心地带了。这也是我开始第一次一个人乘车乘很远。补习班休息日两天都要上，半天一门，3门课上一天半，只能休息半天。

那种班规模蛮大的，每个班都坐满，一个班有50人，一个走廊，两层楼，大概有十几个班吧。那就是500多人了。除了这种，肯定各个学校都有自己办的。我记得当时上课的地方叫长宁区少年科技站，所以到现在我都觉得什么科技站之类的就是搞补习的地方。

我逃过学的。反正就自己不想读了，就逃了半天学，回到火柴盒附近。当时人小，外面也不敢去，网吧什么的也没有出来，就买了一个圣斗士的玩具，躲在自行车棚里面拼——在底楼建得很长很长、很深很深、很黑很黑的那种车棚。出来的时候碰上了我爸，应该是第一次骗他，跟他说学校放假了什么的，然后手上这个玩具是小伙伴送的。对小学补习的记忆就是这个。

我们上好初中是要摇号的呀。摇号的本质就是为了不产生猫腻，但好学校会想，如果我的学生全是摇进来的，那我和其他学校还有什么区别。它就会留一半的名额，给那种优秀的学生。后来摇进来的比例一直在缩小。我们是生育高峰啊，一个街道大概几千个小孩，摇一两百号人进去，剩下肯定有条子生。我也是，但我参加过他们特长生的考试，分跳舞、音乐和棋牌，棋牌其实就是数学。他们不能用“数学特长班”、“奥数班”的名义来招生。这样是违规的。

我傻乎乎地带了国际象棋、中国象棋、两副牌，背在包里面。中国象棋以前会，国际象棋、军棋都是临时我爸教的，教了两三天，结果都没派上用处。棋牌就是数学。考试的时候给数列，JJQQK，问你后面一个是什么。当然题目没有这么弱智。我初中后来也上过奥数，参加竞赛的那种，但是我总考得很烂。那个时候，上奥数的还都是数学成绩不错的，不像现在，是个孩子都得去学奥数，不然很难升学，就像一个通行证一样。

到初二的时候，我又开始上“牛抗”班。你知道什么叫“牛抗”吗？像我这个年纪的上海孩子都知道，就是新概念英语（NEW CONCEPT）。我跟你说，在那个年代，上海人对英语的概念就是“牛抗”，你跟我爸妈说新概念他们不知道的呀，但是说“牛抗”肯定晓得。

一个班50个人的样子，上新概念2。上海孩子英语基础还是蛮好的，上初中的基本上可以直接上2。初中就是叛逆的时候，烦起来的时候我就逃课，不上了，最后被我妈发现，把我打得很惨，抄起一个小凳子就砸，结果把那个红木家具砸了个洞。当时牛抗学费630块，我妈工资才2000块，很贵了。

我记得更清楚的是高三，其实我成绩蛮好的呀，但我爸妈一定要我补，数学已经是我最好的一门了，班里考前两名的，最后还是把我送到一个最有名的老师那里。他平时周六周日都开班，一天上午一场，下午两场，晚上一场，一场两个小时。一个小时70块，每场有20个学生。他家也不大，两张圆台面，很挤很挤的，每个人都挨着坐，墙上有个小白板。老师从家乐福买的一大摞塑料凳子，平时就摞高高的。其实他40岁不到，但是头发已经全白了。我也补英语，在一个更大规模的教室，成人夜校那种，坐大概100个人，50块钱两个小时。

今天，我从复旦毕业了，我是觉得童年有缺失的。我高中谈恋爱的时候，女朋友也说，你这个人童年很失败，都没有跟人出去疯过，你就读了那么多书。她说你现在虽然好像可以很显摆地站在这里，但是你的童年是缺失的。真的，我到现在什么都不敢玩，因为一直没有玩过。我有一次补习班回来，看到一群野孩子在那里打枪战，心里还蛮向往的。人家男孩子玩的那些东西我都没玩过，包括我现在觉得性格当中有很懦弱的一部分，也是一直读书报班形成的。我以后要培养小孩子，男孩就要让他野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