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相信催眠以及针灸。这两个流派集中在成都。
袁荣亲是广州晴朗天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同时担任广东省社会医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他认为，早期的盲目扩张，酿成了现在的乱局。“今年4月份团中央下属 单位搞了一个网瘾戒除的会议，我受邀参加，结果我去了发现差不多90%都是退伍军人和学校的普通教师，受过系统的教育学和心理学训练的确实还是很少。”
来自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提供的《关于青少年网瘾及其戒除的研究报告》中称，退伍军人成了最受网瘾学校欢迎的教官，他们实施公开严厉的体罚、限制人身自由、超负荷体能训练等等。
“一些人想赚钱得都慌了神，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因为有了知名度就可以大量招生。”陶宏开说，自称为网络沉溺问题研究学者的张春良，甚至把不是网络游戏的“杀人游戏”也当成网络游戏批判。
基于全球对于网瘾概念的莫衷一是，宣传“本派”的网瘾理论，成了各“门派”圈地的理论依据。陶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网瘾是疾病，网瘾学校收治不能 解决问题。我多次呼吁政府取缔网瘾学校。”从市场的角度看，接受“网瘾是病”的观点，取消网瘾学校，可以让更多的少年流向陶然。而每多一个学生，就意味着 2.4万的收入。
“当陶然在媒体上抛出网瘾是精神病的言论，很多人就坐不住了，甚至攻击他。因为如果是精神病的话，那么精神病的收治是有门槛的，就意味着很多原来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就不能再做了。”袁荣亲说。
即使是按照5%计算，中国4.5亿青少年中，也隐藏着数百亿的庞大市场。袁荣亲举例说：“我了解一个网瘾学校，创办两年，收了1000多人，每年学费两万，学制都是两年，这样的话基本两年就有4000万的收入，但是教员基本上是聘请军队退伍军人。”
“裸奔”5年
一次成功率为零的政府尝试：5年间，政府未能出台任何网瘾戒除工作的原则性指导意见。
中国政府组织的戒网瘾活动，几乎是和民间同时启动的。据陶宏开介绍，早在2005年1月，一个中央领导就发展网络绿色文化以及青少年网瘾做了专门批示。
2005年1月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等数家机构，联合开展了青少年网络依赖戒除“虹”计划。该计划从100多个报名者中（其实来报名的都是家长），选出13名“深度网瘾患者”受训，训练时间为期一周。
但相对于民间戒除网瘾中心所宣称的90%以上的高戒除率，“虹”计划的效果让人沮丧。
“一年后，‘虹’计划的组织者告诉我，这个计划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陶宏开回忆。《关于青少年网瘾及其戒除的研究报告》记录了“虹”计划失败的细 节：13名受训者中，年龄最大的24岁，最小的15岁，包括5名大学生、1名研究生，剩下大多为高中生，还有休学在家的。“虹”计划的戒除模式，是采用扩 展训练和讨论课两种形式。
让组织者尴尬的是，酷爱网络游戏的受训者在训练营里主要的收获是结交了“高手”，交流了网游经验。事后甚至出现了受训成员一起打游戏的情况。
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政府组织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戒除网瘾活动，是2005年3月1日由中央文明办、共青团中央、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光明 日报社共同主办，由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承办的 “健康上网拒绝沉迷——帮助未成年人戒除网瘾大行动”（下文简称大行动）。在随后的一年里，由陶宏开领衔的专家队伍，在北京、上海、四川、浙江、江苏、湖 北、广东、福建、辽宁、陕西等10省市，召开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的治疗网瘾座谈会；组建“帮助未成年人戒除网瘾志愿者团”。
“讲的都是一些个人经验，”陶宏开说，“其实不容易普及。这种培训得要一个原则性指导意见，说明这种业务应如何开展，对各种防治方法进行必要的规范。”
2006年1月7日，“大行动”在石家庄召开会议，对第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据陶宏开说，三天的会议，抛开两天的表彰和晚会，只有半天的业务交流，所以，第二次会议仍然没有形成行业标准。2006年8月4日，“大行动”第三次启动，但仍然没有原则性的指导意见。
“从2006年开始，一些主管网瘾工作的政府机关，便开始入股戒网瘾中心，并通过自己的政治资源，给网瘾中心招生，获利后，双方三七分成。”陶宏开说，“此后，我就退出了‘大行动’。”
陶的说法，得到了白川的佐证。“中国目前的戒网瘾工作，其实就两个关键词，‘power’和‘money’”白川说。
白川曾调查过韩国的网瘾治疗体系。据他介绍，韩国所有的网瘾戒除中心，都是政府办的。“具体效果现在还不知道，但是，至少他们有一个通用的标准和做法。”
而在过去的5年里，中国至少有过三个《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2006年8月陶宏开提出的标准；2008年11月北京军区总医院由陶然制定的标准；以及随后由杨永信自己拟定的标准。
对于市场而言，谁制定的标准获得了认可，谁就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谁就获得了所谓的“power”，必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而“money”只是随后的题中应有之义。
据陶然介绍，目前卫生部已经委托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和湖南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负责网瘾、酒瘾的界定标准和治疗规范，但并没有把他的中心列入参考医院。“这两家医院还没有治疗网瘾的中心，但因为这两家医院是卫生部的嫡系医院，所以才列入。”陶然说。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由卫生部制定的这个标准，将于年底之前出台。但并不是说有人都对网瘾的“国标”持积极态度。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心理发展研究院 执行院长应力教授认为，国标制定有些操之过急。“网瘾在医学界属于相对新兴的事物，发生机理尚未明确。对于一种连作用机理都不明确的‘病’，急于制定标 准，是为了辅助诊断治疗，还是为了制造社会恐慌？”
救救孩子？
在《谁能帮我救救女儿》肇始网瘾治疗江湖之后，无法否认的是，“网瘾”少年在被“治疗”过程中层出不穷的死亡事件。
历史总会给人们一些诡异的呼应：在舒梅的公开信《谁能帮我救救女儿》刊登整三年后，2007年5月，北京妇女冯秋菊在她的博客发表了《一个绝望母亲 的呼吁》。博文讲述了她14岁的儿子小志因为受不了重庆大东方行走学校的长期殴打，,跳楼自杀。因为厌学、沉迷网络游戏、难以管教，小志被父亲从千里之外 的北京送到了重庆。在一个月里，因为实在受不了教官长期打骂已自杀3次未遂。
即使在媒体采访杨永信电击事件的时候，父母们也表现出了对于“杨叔”电疗手段绝对的服从，他们曾被子女的网瘾折磨得万念俱灰，回忆起痛苦瞬间，他们 甚至会发狠道“宁愿儿子死了”。但死亡真正的分量，却足以压碎任何父母的坚硬。2009年8月1日晚，未满16岁的广西学生邓森山被打死在戒除网瘾的“起 航拯救训练营”，他的母亲数次哭晕过去。
在邓森山死亡一年前，新疆青少年成长研究中心的网瘾少年在拉练途中死亡；而在邓森山死亡一天之后，14岁的湖北宜昌少年姚建，死于湖北腾飞教育服务公司天海培训基地。
事实上从2005年开始，网上就已经流传有网瘾学校毕业学员提供的暴力细节：老学员欺负新学员；新学员在培训班学会抽烟。但少年们仍然被像鸭子一样赶到了这条浑浊的河里。
接二连三发生的死亡事件并没有阻止父母们的热情，据陶然介绍，学员的招收数字，从2005年开始，一直处于增长之中。
白川是两年前选定中国的网瘾问题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的。当时他很好奇，为什么中国青少年的网络问题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为严重，比中国拥有更久远 互联网历史的美国，2008年8月份之前，没有一家戒网瘾机构。“没有任何国家的父母像中国的父母这样，对孩子的成功怀着强烈的期待。很多让中国父母担心 的问题少年，在美洲以及欧洲的父母眼里，根本不是问题。”白川说，“另外，中国的孩子没有兄弟姐妹陪他们玩，其他的娱乐设施也很稀缺，所以孩子们只能去网 吧寻找快乐。”
但接二连三的死亡事件证明，网瘾学校，至少就目前而言，不是一个安全的、矫正子女不正常行为的空间。这是一个混乱的、没有“国标”的、已经裸奔了5 年的行业。“最关键的是，鉴于‘虹’计划的零成功率，民间的网瘾学校是否达到了他们所宣称的治愈比例，我很怀疑。”陶宏开说，在他看来，天底下除了他开的 网瘾学校，其他都是骗人的。而他的同行们，包括陶然、周弘等人，也都是在这样估计自己竞争对手的疗效。
几乎所有的业内人士都认为，网瘾是一个社会问题（假设网瘾不是一个伪命题），而目前开办网瘾学校的做法，是从下游来寻求解决。周弘认为网瘾学校都是治标，如果没有能力去改变家庭的教育环境和父母的教育状态，任何手段都是暂时的，因为病灶没有摘除。
“把网瘾作为个人的问题来解决，是因为，从行政成本上来讲，如果从社会层面来解决，代价太高了。”白川分析说。
（本报记者朱红军、实习生何旭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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