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被收录的总理采访手记

吉米：他的眼眶似乎有点红了

他没有直接回答问题，我想他当时是想把这一尴尬快速转移吧。这也是当时惟一没有获得掌声（或是没有集体掌声）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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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美国《时代》周刊驻京记者，现任美国CNN驻京首席记者，曾多次采访朱镕基） 

这本答记者问中，第一个出现在书上的向朱镕基提问的记者是我，那时我还是美国《时代》周刊的驻京记者。那是1998年3月19日，中国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两天前，他刚刚就任中国国务院总理。

当时被第一个点到提问，我很意外，按照以前中国国家领导人新闻发布会的惯例，第一个提问的总是中国主流媒体的记者。要知道那可是现场直播，首先提问换成了常常爱找麻烦的美国记者，那需要强大的自信和气魄。

事实上，我在更久以前，就开始关注当时这位干练、强势的政治新星。他在上海当市长的时候，还未引起国际社会的太多关注，那时他邀请中外记者赴沪参加浦东新区规划新闻发布会，我是到场的不多的外国记者之一。

发布会上，他介绍浦东时滔滔不绝，像浑身插了电，充满力量和雄心。会后，我特意去了一趟浦东，看着大片大片的农田，很怀疑宏伟规划的可行性。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做到了。那时我就预感，他完全具备仕途进一步上升的潜力。

朱镕基任了多年的国务院副总理，但一直保持低调。在《朱镕基答记者问》书中收录的他1993~2002年间接受的20次外国记者专访中，只有5次是在副总理任上完成的。1998年他就任国务院总理，从记者招待会上初次亮相就打破提问次序的规矩，就显出一副大干一场的气势。

他的个人魅力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新鲜感，包括我在内的不少外国记者当时觉得，这是一个有别于传统共产党领导人的新形象。那时，美国《时代》和《商业周刊》都做了他的封面报道，我也曾向中国外交部提出采访他的申请，但没有回音。

1999年，朱镕基访美期间，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CNN三家美国媒体的专访。那是一次艰难的行程，当时中美关系因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而陷入低潮，此外还有间谍战、贸易战、人权问题和中国威胁论等因素的干扰……

在他访美前夕的中国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我再次被点名提问。我的问题是，在美国人好像不太喜欢中国的情况下，你认为中国还值得把美国当成你们的朋友吗？朱镕基先是开玩笑说，《商业周刊》曾在封面上登了他一张“像个死人”的照片，所以在这种气氛中，访美不是个轻松的任务，但“因为既然你们有气，我就要去给你们消消气”。

我相信，和许多国家领导人一样，朱镕基背后也有一个专业的智囊团，帮助他设计各种记者可能会问的问题以及回答，但这些富有智慧的幽默，我相信是总理先生本人临场发挥的。他就是有这种本领，可以将棘手的问题举重若轻地化解。在我看来，他的内心足够强大和淡定，可以从容面对那次访美之旅，也只有他是最适合的破冰人选。因为他是有魄力和自信的人。

朱镕基访美全程我基本都在场。美国记者，尤其是时任CNN记者伍德拉夫的提问，充满典型美国式的尖锐与犀利。在美国，这是我们习惯的提问方式，但对于中国国家领导人来说，恐怕一时很难适应。但访美期间，我没有从他身上看到这种不适感，而是看到了针锋相对的智慧。我甚至觉得，越在这种充满对抗的对话中，越能显示他的智慧。

当然，他也有回答得不够漂亮的时候。在麻省理工大学演讲之后进入提问环节，第一个被点到的提问者代表一名中国异见人士的女儿提问，中国共产党何时才能停止一党专政的独裁，无条件释放她父亲？（《朱镕基答记者问》书中有详细问答摘录）

当时全场一下愣住了。他显得有些紧张，停顿了一下，说了三点，一是中国目前的人权是史上最好的，二是中国确实还有缺点，三是不想在这个场合对这一“个别事件”多加辩论。

他没有直接回答问题，我想他当时是想把这一尴尬快速转移吧。这也是当时唯一没有获得掌声（或是没有集体掌声）的回答。

对于朱镕基来说，访美期间最温暖最放松的场合应该是和华人团体代表见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看到一群盛装的华人小朋友唱歌跳舞迎接他时，他的眼眶似乎有点红了。

我很后悔当时没有拍照。这种在公众场合流露个人情绪的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瞬间，实在是太罕见了。我为这个瞬间还在《时代》周刊上写了一篇手记，大意是铁腕的中国总理的面容表情不是铁板一块，他不排斥向公众展示他柔软的、普通人的一面。这次访美，他多少改变了一些媒体、政治家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看法。

我最后一次向朱镕基提问是2002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那时我已经是CNN的记者。我问他，和1998年第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相比，略显疲劳，最让你头痛，最让你难以入睡的问题是什么？有没有想过再干一任？

朱镕基没有回答我的最后一个问题，而是宏观、全面的总结了这四年他任总理期间的工作。

和之前他接受记者访问时的意气风发、雄心壮志相比，临近卸任的朱镕基明显低调、克制许多，言谈不再像个改革家而像一个标准的政治家，这从他后期接受的外国记者专访的谈话内容中也能看出来。我觉得他那时像一个马上要彻底毕业的学生，已经交出了自己的答卷，清楚自己要做的是给后来者腾空间，而不是继续指点江山。《朱镕基答记者问》这本书出来后，我马上去买了一本，听说一些书店还卖断了货，可见他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地位，虽然他已经有六年没在大众视野中出现过了。

唐纳荷：这是例行作业

我临时问了几个与人权相关的问题，这也许破坏了规矩，但至少没人阻拦我。

唐纳荷　资料图片

（时任《爱尔兰时报》驻京记者，现任《爱尔兰时报》新闻编辑，2001年8月30日专访朱镕基）

坦白说，采访中国国家领导人，比采访爱尔兰的领导人要难得多，程序也复杂得多。我们必须要向中国外交部提出采访申请，还要事先提交采访提纲。

外交部给我的专访时间是10分钟。采访很短，但很正式，地点在中南海紫光阁，中国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的场所，陪同朱镕基同来的有四五名工作人员。我和他坐得很近，中间只隔着一张小桌子。

时间太短，且我们之间的交流还要通过翻译，所以我直接开门见山，此次爱尔兰之行希望取得什么成果？（注：2001年9月2日至5日，朱镕基应爱尔兰总理博蒂·埃亨邀请，对爱尔兰进行正式访问。此次采访，在朱赴爱尔兰之前）

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中国的人权状况，所以我临时问了几个与人权有关的问题，关于西藏问题的解决办法，“法轮功”成员在中国劳教所的待遇问题等（《朱镕基答记者问》中有摘录）。这也许破坏了规矩，但至少没人阻拦我。

朱镕基对我的突然提问很镇定，回答也非常“政治正确”。他一直直视我的眼睛，很客气，很有礼貌，是的，一直是。他强调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能与北爱问题相提并论；“法轮功”已经被定义为邪教组织，拿“法轮功”说三道四是干涉中国内政。他还主动给我延长五分钟时间。

但这个采访已经过去了八年，我对那次谈话已经没有太深的印象。一是时间实在太短，二是他的回答始终围绕着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没有太多出人意料之处。

不过，还是让我意外的是，朱镕基对爱尔兰的情况很熟悉，他能即兴说出爱尔兰政府在1998年制定的“亚洲战略”和中爱两国的经贸数据。显然他为这10分钟有备而来，这让我觉得中国很有兴趣和爱尔兰加强经贸合作，并乐意加强联系。

我觉得这样的采访应该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例行作业。2004年，我又得到采访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机会，还是在中南海紫光阁，还是10分钟，只不过采访的对象已经换成了新任总理温家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