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再无煤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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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的“南方人”

真正巨大的影响，降临在后来者身上。

他们中有许多是从福建、浙江远道而来的冒险者，年纪大的五六十岁，年纪小的还是“80后”——在山西，当地人管他们叫“南方人”。

一部分南方人曾经试图对此次改革施加影响。

今年4月，在南方人聚集的新兴采煤区忻州朔州一带，刚刚回乡过完清明的二十多位煤老板们匆匆返晋，第一次聚在一起，讨论莫测的未来。

最早的一批南方人，是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市苍南和平阳两县井巷工程公司的职工，当时山西的矿井大多都由他们来施工。后来，煤炭不景气，付不出工程款，一些煤矿就抵债给了井巷工人们。

好不容易熬到市场回暖，包工头们苦尽甘来，引来亲朋好友“一起发财”，1990年代末，平阳、苍南人成批“走西口”。

到2005年，由浙江与温州官方机构出台的一份报告披露，当时温州人在山西有300多个煤矿，比如，原平市长梁沟矿区62个矿中就有59个被他们承包。

这一数字在随后的矿权改革中被成倍地刷新。

矿权改革提供的成批的接盘机会，摆脱不明不白的承包身份真正拥有产权的诱惑，再加上山西当时高调招商引资的姿态，让嗅觉灵敏的南方人蜂拥而至，不能来的也入股踊跃。

参与聚会的二十多位煤老板多数都是在那时来到山西的，他们在当地的投资超过30亿元，几乎每个矿后面都有数十个南方家庭，和百万千万计的银行贷款——据说仅平阳县水头镇，90％以上的房子都抵押在银行，换作真金白银砸在煤矿上。

当时煤老板给人们留下的多是狂买名车豪宅的形象，这些南方人提起来便愤怒而委屈。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低调，许多人都将陆虎宝马奔驰们开回老家，只留下帕萨特们呆在山西。

不幸的是，从矿权改革时开始，山西就矿难不断。而每出一次事故，煤矿就连片停产，加上一些重大节日时自动停产，有煤老板统计了生产记录：三年来，即使六证齐全的煤矿，正常生产的时间也不足4个月，而那些基建矿则更是一天都未正式生产过。

在屯兰矿难后长达两月的停产整顿之后，省内的长治等地已渐渐开始批复复工，他们所在的地区不仅毫无动静，而且前所未有的严格：就在聚会的前一天，县里统一行动，除国有煤矿外，各个煤矿井口传送设备的皮带机头或绞车都被强制拆除，拉回政府贴上封条。

平素并没有多少往来的煤老板们，纷纷赶来，第一次开始开会。

会议从他们飞回来的当天晚上开始，持续了一整天。尽管试图联络更多的当地煤老板，但最后来的依然全都是南方老乡们，闽南话于是成为会议的官方语言。

一些人情绪激动，中午就跑出去买回来几卷红布，一枝毛笔，当场外套一脱袖子一撸就开始写起标语“矿工要吃饭”，“我们要工作”。

更多的人，则始终很沉默，只是听着，看着，没有太多表情。

煤老板试图让矿工们拿着标语去反映情况，但最后没能成行。

第二天，煤老板们一起来到县长办公室“要个解决办法”。记者发现，在进门那刻，即使在门外群情激昂的煤老板，也都马上低下头，陪上了笑脸。直到听说县长不在，才重新活跃起来。

惟一的一次集体行动，就这样三三两两地散了开去。

在接下来的兼并重组中，南方人鲜有能成为兼并主体的，却几乎没有人只停留在发牢骚上，每个人都在各显神通，都在这场隐秘的谈判中比着将聪明、灵活与胆色发挥到极致。

煤老板的死与生

两个世纪前，在英格兰斯塔福德郡，一个债台高筑的工程师通过燃烧煤炭来带动活塞，抽出了深井里的水。那是人类第一次自由地驾驭能源，也是煤炭头一次向工业世界展示它的魔力，点燃工业革命。

两个世纪后，这种对中国来说最为重要的黑色燃料，却在财富世界里施展魔法，让众生颠倒。

一些南方人心碎神伤、黯然离去。背靠庞大而灵活的民间资本，他们并不缺少不断投入建造现代化大矿的资本，但在他们头顶划了一道红线，几乎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机会。离去的时候，有人发誓，“再也不踏进山西”。

而莫名其妙发了大财的金玉一家，心满意足地卖了煤矿。

1990年代，煤炭低迷，吕梁山沟里，镇上将一个煤矿抵债给了金玉家。没想到他们却一脚踏进了富贵门。

煤炭后来吹着气样的涨价，金玉家的资产也吹了气一样猛地膨胀到近亿。她的丈夫从没上过学，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搞不清银行是个什么玩意儿，他只相信现金，但从不会写收条，即使收人家上百万。

他们从不知道这逼人富贵怎么突然就从天而降。2005年盛夏，金玉曾经问记者，“为什么前几年我们家门外总是堵着要债的人，这两年每天早上醒来窗户外头就有人排着队拎着钱买煤？”

当时，四十多岁的金玉烫着发，化了妆，大花短裤盘着腿，问着话就将嗡嗡的苍蝇一只只拍死在家里崭新的真皮沙发上。

像金玉一家这样撞中大运赚得盆满钵满的人，大多都选择卖掉煤矿，过富贵生活。现在，她将两个孩子送到国外，全家搬进了城，据说丈夫最近新迷上澳门，已经输掉了几百万。

黄永顺也厌倦了有煤矿的日子，要整日陪着笑脸，要整夜担惊受怕地对电话铃声过敏，一忙起来整个月都顾不上换衣服。

尽管少了一两亿，他心里已经打算接受那个国有大矿开出的价钱。办了健身卡，雷打不动天天锻炼。

说起未来，他一脸神往。他打算物色几十亩地，种些菜和果树，“过不用看人脸色，不用担惊受怕的太平日子”。

而沁和能源集团董事长吕中楼，却打算在他10年前发现的财富巷道里继续掘进。

1998年春节，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在国家科委工作的山西沁水人吕中楼回乡过年，县里的官员们找上门，希望他能想想办法帮助解决企业改制问题——那时候刚开过“十五大”，国企改制吹响号角，沁水县却怎么也卖不动。

吕中楼挑了一个煤矿企业，他的判断依据有两个，一是国外取得资源都需有偿，但中国当时全都是无偿，升值空间广阔；二是他查了统计数据做了个模型，“煤价连续10年低迷，接近谷底”。

黑金的光泽渐渐闪耀，吕中楼看见机会在闪闪发光，他辞了国家公职，专心做起了煤老板。第一年，连年亏损的这个煤矿就实现盈利，因为过去国营时每吨煤的成本要七八十块，吕接管后马上降到了30元。

待售的煤矿马上接踵而来，吕中楼开始使用财务杠杆加快买煤矿的速度，到现在，公司一共拥有10个煤矿。

股东中除了吕中楼之外，还有像老虎基金这样声名赫赫的外资机构。在新的整合中，他是极少数幸存者，同时拥有兼并主体的资格，按当地政府的规划可整合周边的4个矿井。

现在，他正忙着穿梭在北京、香港等地，跟不同背景的外资进行谈判，以吸收更雄厚的资本，来沿着煤炭延伸，进入煤化工领域。

这样极少数的幸存者，极有可能从以千万或亿计算身家的煤老板，变成以数十上百亿计算的煤炭大亨——兼并主体整合后每年的产能至少要达到300万吨，即使只卖煤炭，即使按每吨煤赚100元粗略计算，一年的利润就是3个亿。

煤老板数量在此次改革中会大幅度减少，但可以预见的是，超级富豪将越来越多地在幸存者中诞生。

煤炭大亨，正是迟章的梦想。尽管在山西已经难以实现，但他相信其他地方，黑金的大门正在向他敞开。

其实没有人真正清楚迟章付出了怎样的三个月，尽管亲友股东们都不断给他打电话。所有人都只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他终于跟一家国有矿谈妥被其整合，价格也令人满意，基本收回投资。“带着这一个多亿，我就能东山再起，再打一仗。”他雄心万丈地告诉股东们。煤矿依然是他不变的目标，黑色燃料仿佛在他的血液里开始燃烧，他认定，这些东西可以让人破产，就一定能让人暴富。“只要地下还有煤，只要地上还有人买煤，煤老板就不会消失。”

一处理完山西的“后事”，迟章就马不停蹄地向着更广袤的西北奔驰，他要抢在时间前面，抢在下一次风云变幻前到达那里。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迟章、黄永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