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2009】诺贝尔文学奖的新女王赫塔·米勒
“我是在书桌前，不是在鞋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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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离开现实一步

“罗马尼亚语最生动美好的部分在民间语言，在民间歌曲和在工厂工人的语言中，我发现罗马尼亚语的喻象比德语要丰富得多。”米勒2007年接受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访谈时说。

1973年到1976年，米勒在特莫斯沃尔大学学习日耳曼文学和罗马尼亚文学。

1972年，她在巴纳特青年诗人文集《发言》上，发表了处女作诗歌《手摇井边》和《传说》。

在大学期间，她结识了后来的丈夫理查德·瓦格纳，他是“巴纳特行动小组”的核心人物，这是一个由几位罗马尼亚德裔年轻知识分子组成的自由派文学小团体，反对僵化抽象的语言和单一陈旧的创作模式，提倡用文学表达个人的主观感受。在1965年以后的政治解冻期，他们得以接受和模仿当时西欧文学潮流，试图成为“行动着的主观派”。

米勒从1979年开始，不断在罗马尼亚的德语杂志上发表作品，1981年获得亚当·穆勒·古腾布鲁恩文学奖。她在回顾自己文学创作的开端时说：“我的写作是抗议这种强加于我的‘德国人’身份，也是抗议巴纳特的施瓦本村庄，抗议失语而压抑的童年。我写下的其实只是我的经历，别无其他。”

米勒回忆说，她的许多作品是在机械厂当翻译时，在办公室上班时写的。米勒后来被开除公职，不是因为写作，而是因为她拒绝配合国家安全部工作。米勒提到，国安部的人常常找她麻烦，趁她不在家时，偷偷搜查她的住所，她冰箱上贴着从东德逃到西德的诗人基尔希（Sarah Kirsch）的诗句，并不曾给她带来麻烦。基尔希的诗是米勒抗议警察国家的声音。

1982年，她的短篇小说集《深渊》在布加勒斯特出版，之前经历了严苛的审查和大幅度的删节。1984年，该书在西柏林出版，马上受到了德国媒体的关注和好评。1987年米勒和丈夫理查德·瓦格纳移居西柏林后，又陆续出版了《压抑的探戈》（1984）、《独腿旅人》（1989）、《狐狸那时便是猎人》（1992）、《心兽》（1994）等作品，都以在罗马尼亚德语少数民族区的生活经历为素材，以齐奥塞斯库铁腕统治下的罗马尼亚为背景，常常以边缘人的视角，白描极权政府对个人的压迫、控制、监视，以及异议者抗争暴政的勇气和无奈。《独腿旅人》则书写流亡者在异乡的不易。正因为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直到今天，她在普通民众心目中依然是一个贴着冷战标签的流亡作家。

但是米勒的写作并非满足于单纯的“见证文学”，“我写的不是历史，也不是见证，我不想充当启蒙者的角色，我做的是文学。”

这段话是2009年10月8日，米勒在接受《德国书商报》记者Irena Binal的采访时说的。米勒这种说法是为了强调自己作品的文学性。从她关于文学理论的随笔来看，她对文学语言有很多深入的反思，也在写作中有不少对语言内涵和形式的探索，如她的拼贴诗。她强调小说文本区别于回忆录和历史写作，也不愿充当启蒙和道德说教者。在同一个访谈中，她强调文本的美学独立性，而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摹拟：“在文本中，最简单的事物都会获得新的含义”，“必须离开现实一步”。

回到心灵受创的地方

米勒是一个有明确政治倾向和参与意识的作家，在文化公共空间不时会听到她积极干预的声音。

然而，她的参与意识仅限于对冷战时代东欧阵营意识形态统治的揭露与批判，对过去种种不人道行为的记录和反省，以期在思想和现实的层面对其进行彻底的清算。她以当年受害者的身份，密切关注东欧特别是罗马尼亚的现实变化，并且认为，当年的迫害手段，现在仍然在沿用。去年，柏林罗马尼亚文化学院邀请两个曾为罗马尼亚安全部效过力的学者和作家参加会议，米勒就发表公开信反对，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不过，她对德国时下的现实问题以及知识界关注的争论，并没有太深的介入。就此而言，米勒不是什么大众人物，基本上可以说是个小众人物。

米勒最新的作品是出版于2009年8月的《残喘》，这是她的首部长篇小说，也就是被提名为德国图书奖的最终候选书目而最终落选的作品。1945年二战结束后，巴纳特地区所有17至45岁的人被强制运送到原苏联境内的劳动营，1949年才得以返乡。这批人中有米勒的母亲，也有2006年的毕希纳奖得主，著名诗人奥斯卡·帕斯托。

这段历史，在当事人的记忆中沉封了六十年。六十年后，米勒和帕斯托共同前往寻访在如今乌克兰境内的强制劳动营。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记忆之旅。帕斯托不久后过世，米勒收集了大量当事人的口述材料，独自完成了《残喘》，这部小说以一个17岁男孩的视角展开，描述了劳动营的残酷和荒谬。这段历史是史书上的盲点和禁区，长期来不被世人所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对饥饿的描写。比如，劳改营里的犯人互相交换面包，因为都相信别人的面包一定比自己的大；比如饿到极点的犯人吃沙子、粪便。当连土豆皮和菜叶都没有时，只有语言来当救兵。“讲菜谱比讲笑话要难得多，菜谱是饥饿天使的笑话。”

获奖之前，赫塔·米勒虽说也是个有实力的作家，比较受重视，但她的名字对普通读者来说，还比较陌生，即使接触过她的作品，一般也就把她归入专写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社会的一个“特色作家”而已。米勒在柏林已生活了二十多年，德国的现实还没有走进她的作品。有的批评家指责她格局小，走不出过去的阴影，未免落伍。米勒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她为自己辩护说，过去与现在的划分，不应因地域而不同。她写十年前的罗马尼亚，人们就说她还在写过去；而德国作家写战后，写经济奇迹、68学运，人们并不觉得这与时代脱节。她不无风趣地说，“我是在书桌前，不是在鞋店里”，她的意思是，创作和卖鞋子不一样，要倾听内心的召唤，不能一味追逐时尚。她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召唤是，回到心灵受创的地方。她声称，若不这样做，她“完全没有必要从事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