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米勒解密“劳动营”

“我要做的就是将帕斯托要表达的东西写成句子，而残忍就跃然于纸上了”

从10月14日到16日，诺贝尔文学奖新得主赫塔·米勒连续3天出现在法兰克福书展现场，为她的新书《呼吸钟摆》（Atemschaukel）和作品集版权做宣传。

赫塔·米勒的书籍现在摆在各个书店最重要的位置，被前来询问的顾客买光了。

出现在公众面前的米勒，黑裙，黑丝袜和黑色高跟鞋，个子消瘦，看上去有点忧郁。

赫塔·米勒在谈到自己的首部长篇小说《呼吸钟摆》的原型之一——米勒的母亲——在二战中在前苏联的劳动营中的遭遇时，忍了许久的眼泪，还是落了下来。为写这部小说，赫塔·米勒曾和德国作家奥斯卡·帕斯托一起前往劳动营原址。2006年10月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帕斯托去世，之后，赫塔·米勒开始把帕斯托的回忆写成了《呼吸钟摆》。

南方周末记者出席了赫塔·米勒三天中与读者见面和媒体公开采访的三次活动。以下为米勒的讲述——

获奖之后好像别人比我要激动

两天前我取消了出版社安排的法兰克福书展讲座，是因为我吃了点变质的食物，胃出了些问题。我取消那个讲座和诺贝尔文学奖带来的压力没有关系。至今我认为，获奖的是“您的作品”，而不是我。

我觉得我获奖之后好像别人都比我自己还要激动。这种狂热的氛围再过一两个礼拜就会烟消云散，一切又重归平静。到时候大家都会冷静下来。我认为，在工作中你可以找到自我，每样工作，如果你投入进去，你就有了努力的方向，生活就有了某种意义，而除此以外，它什么都不是。

“主宾国”展馆的迎宾小姐　图/南方周末记者 风端

我母亲一直认为我应当从事一份正当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写作肯定不是这样的一份职业，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她害怕我会因为写作而精神崩溃——当然，还有阅读——这些都会让人发疯。有时候她是对的，因为这算哪门子职业？有时候你自己也会问自己。我到底在做什么？我以为自己是谁？我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这确实算是个比较不同寻常的工作了。母亲给我起赫塔·米勒这个名字是因为她答应过自己，如果自己有了孩子，而且是个女孩的话就叫这个名字。她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我觉得挺好。

很多人恭喜我说这个奖可以保障我在没有经济负担的情况下从事文学创作，但对我来说，这两个因素好像从来没有同时左右过我。当然，现在说起来也许容易。在罗马尼亚的时候，很长时间里，我没有工作，债台高筑，身无分文，甚至每天晚上不知道晚饭该买什么充饥。我知道如果一个人根本没有一分钱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算是幸运的，因为来到德国以后，通过写书、做讲座或者获文学奖等等，赚到的钱也聊以为生了。我从来没有感到经济问题带来的生活压力，并没有为了生存而写作。钱的问题我并不关心。

因为写作的原因，我不再是默默无闻了。

在德国我第一次获得文学奖，那是“视角”奖，它当时对我意义很大，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我。那时我第一次被允许出国，因为秘密警察觉得我出去一下比较好，这样人们会顺便产生一种印象并把这种印象广为传播，即我是间谍，其实这是一种诽谤。他们就这样让我出国了，既让西方媒体很高兴，又让人觉得我其实是受益者。于是当时我就第一次踏出了罗马尼亚。

我之所以说这个奖保护了我，是因为当我行程结束返回国内的时候，西方国家已经注意到了我。这样罗马尼亚方面就不能为所欲为，因为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就得考虑到这些消息肯定会在西方国家不胫而走。

“视角”文学奖让我有了一件“防弹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我最重要的奖。这不仅涉及我，也涉及当年的那些受害者，他们终于意识到这些往事不应和自己一起长眠于地下，而应当公之于世。这很重要。

有时候语言偏偏就不是家乡

我获诺贝尔奖的理由是“将家无所寄的景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我在一篇散文中提到过：我们说“语言就是故乡”这句俗话，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德国移民，他们从前受希特勒迫害背井离乡流亡国外。他们自己当然有权利这么说——这些话也正是出自他们自己之口——因为他们被迫颠沛流离到陌生的地方，所熟悉的故乡的东西只剩下自己所说的母语。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民主国家例如德国生活，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也许再说这句话就不太合适了。

除此以外，虽然可能你离开了自己的祖国，但你的母语还是会一直伴随着你。因为语言属于身体的一部分，除非你死后才会失去它。只是这和家乡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