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像从远处传来的“风声”——谈小说《风声》和电影《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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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假想过，如果电影《风声》让冯小刚和陈国富互换，冯当编剧兼导演，陈作监制，也许会成为经典

这里首先我要申明，我不是《风声》电影的编剧，编剧是陈国富先生，我是《风声》小说的作者。现在有些误传，把原著和编剧混为一谈，我想这个错误可能是电影海报上让原著和编剧一起“隐身”导致的。我站在自己和陈国富的立场上，都觉得这个错误不应该再扩大，所以专此申明。

作为原作者，大家很关心我对电影的评价，而我，倒是更希望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来评价它。我的评价也因立场的不同而大相径庭，如果把它放在国产电影的范围内，我想这无疑是一部可称道的、具有一定标志性意味的好电影。华谊这些年来一直在尝试开拓新的电影类型，《风声》作为第一部国产商业谍战大片，不论是投资、演员阵容、主创搭配、制景、制作、宣传等，都是可圈可点的。所以，也有今天不俗的票房。但是，如果跟世界上相同类型的片子比较，它还是有距离的，尤其是在剧情设计上，由于过多考虑到商业因素而忽视了这类剧片某些必须遵循的“纪律”。

《风声》是个“密室”故事，这种故事有个潜规则，就是不能让人物随便离场，也不能突然增加人物。让人物提前离场，或者临时增加人物，都是降低了故事难度。难度是建立在“纪律”之上的，现在电影的纪律比较松。比如，五个人中谁才是共产党是个大悬念，但电影在中途一下死了两个，剩下的三个人，两个是共产党，另外一个（李宁玉）也是共产党的女朋友，这种剧情安排过于戏剧化，缺乏真实性。再比如，最后张涵予在医院通过唱戏把情报传递出去，这个细节无疑是个败笔。首先，一首曲子的曲调是固定的，要让它成为某份内容固定的电报，这种暗合的可能性极小。当然理论上也可以通过改变唱腔来暗合电报，那么就要求听者是个音乐家，你每一个变调他都能准确辨别，而这种可能性又是极小的。其次，也是更致命的是，突然增加了一个护士——如果可以这样临时加人，观众会在N个地方想出N个方案来消解你的故事。还有，摩尔斯电码应该是一种很专业的技术，小说中只有李宁玉一个是专家，电影中张涵予、周迅、李宁玉，包括最后出场的小护士都成了行家，这种情节安排也不大符合常理，牵强了。我看了剧本后，曾向陈国富表达了我的专业知识和质疑，但并没有受到重视。

陈国富是电影《风声》的元帅人物，既是编剧，又是导演之一（另一位导演为高群书）。他很努力，做事也很踏实，很职业，但局限的才情难以支撑他横空出世。作为编剧，他讲故事的功夫次了些，作为导演，他与人交流的能力差了一些。我认为他在电影中最理想的位置是监制。我假想过，如果《风声》这部电影让冯小刚和陈国富的位置调个头，冯来当编剧兼导演，陈来做监制，它也许会成为一部经典之作留存下来，现在不过尔尔，一部成功的商业片而已。当然，这个时代要求“商业第一”。

所以，虽然我对剧情设计上有些疑惑和遗憾，但我接受，因为“商业”已经把中国电影折腾得精疲力竭，能够在这方面取胜也是了不起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不论是创作主体还是受众，我们对这类作品的认同感、欣赏力、创造力都不能跟西方包括日本相比。我们写意的东西比较多，像这种讲究故事逻辑关系、注重智力推理的作品一向比较少，创作和欣赏水平都在成长中，你不能指望谁一步登天，也不能拿世界电影的高度来要求。我觉得，华谊这些年不断地推出新的商业电影类型，今天通过《风声》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商业电影类型，这对中国电影走向市场，包括以后走向世界，是很有意义的。

王志文饰伪军特务处处长王田香，集诡诈、狠毒、机警、圆滑又善于逢迎于一身的大汉奸。

英达饰伪军剿匪队军机处处长金生火，一个胆小怕事、无主见随风倒的小政客。

张涵予饰“老鬼嫌疑人”吴志国。戏里用特殊银针扎他的痛穴，扎针的穴位反复移动，每一次扎的针都更长、更粗，穴位更深、更猛，为的是击垮他的意志。

我承认，生活确实有丑陋、黑暗、无情的一面，但要驱散黑暗，最简单的方法是引入光明

记得2003年，我把小说《暗算》投给上海一家杂志社和沈阳一家出版社，都被退稿了。2002年，我的第一部小说《解密》命运更惨，退稿的电话和通知加起来有两位数。这些退稿的理由大同小异，主要是我把写作对象放在一群无名英雄身上，编辑们认为这与大众流行的阅读趣味背道而驰。

转眼间，时代好像变了风向。最近几年，反映英雄人生和品格的作品悄然走红，《亮剑》，《暗算》、《潜伏》、《士兵突击》、《我的兄弟叫顺溜》等等，一大批主题昂扬、塑造英雄的战争剧、谍战剧引发了一次次收视狂潮。《风声》电影作为第一部国产谍战商业大片，一个国庆档期，狂揽一点五个亿的票房，足以说明受到了观众的追捧。《建国大业》更是神奇，像台印钞机。而在出版市场上，风景同样“这边独好”，都梁的《亮剑》我想应该早过了百万册了吧，我的《暗算》也有七十万之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想，可能跟我们最近几十年来文艺界一直盛行反主流的创作有关。都知道，三十年前，我们的文艺创作始终都在搞假大空的东西，什么都是国家意志，崇高精神。1980年代后，改革开放给了我们一定反思和自由创作的空间，读者和作者有权反感宏大叙事，反抗英雄叙事。于是，写作进入了个性化叙事的年代，反英雄，反文化，反主流，反崇高，反责任。如果说三十年前的创作是一个极端，那么现在其实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了，就是作家过分地窃窃私语，过分地痴情于生活的阴暗面，不要责任，不要理想，不要崇高，创作就是为了表达欲望，为了张扬个性，为了“否定”——人们一味地书写庸俗人生，竞相列举人生的种种黑暗、绝望、丑陋、丑恶、龌龊、阴暗。很长一段时期，你颂扬英雄，歌颂美德，成了无知和愚昧的把柄。这种一边倒的创作之风，伴随而起的是一种精神的彻底溃败，信念的完全缺失，创作被日益简单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之恋，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性匍匐在地面上，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我们再也无力肯定一种健全、有信念、充满力量的人生了。

其实，在这个一切价值都被颠倒、践踏的时代，展示欲望细节、书写身体经验、玩味一种窃窃私语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创作勇气的象征了。我承认，生活确实有丑陋、黑暗、无情的一面，但正如要驱散黑暗，最简单的方法是引入光明一样，有时我们塑造一个英雄，展示一种庄严、庄重的理想人生，也许可以温暖一个读者的心，给他们一点正面的人生启迪。人天生是需要柔软、温暖、有力的东西的，人们欣赏文艺作品就是为了寻找精神伴侣，当我们的创作一味沉迷于身体和欲望的叙事中，读者难道不会厌倦吗？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理想和信念是对的，但我相信人必须要有理想和信念。当下，人们对物质和欲望的不止追求，正是因为我们精神层面出了问题，我们忘记了人除了身体和欲望外，还有一个心灵。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笔下的人物都是弱者，《解密》里的主人公容金珍是个患有幽闭症的人，《暗算》中的阿炳是个瞎子，黄依依是个不谙人情世故的人，《风声》中的“老鬼”也是有一定的人格缺陷.——但他们不甘示弱，并通过超人的意志和毅力，谱写了一曲曲强有力的人生。超人的意志和毅力都是因为他们心里有理想，有个精神层面的目标。与其说他们是“英雄”，倒不如说是有“心灵”的人，心灵被一味放大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人生交给自己认定的理想和信念，为此坚忍不拔，宁死不屈，充分展示了一个人所能达到人性的高度和力度。

我想，今天的人们也许正是因于缺少了这种精神：为一个内心深处的追求，敢于承担，乐于付出，勇于坚守，这种人格，这种情怀，所以格外迷恋这种主题的作品。也可以说，时代在呼唤英雄，呼唤崇高，呼唤庄重的人文精神。

2009-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