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后人在袁寨

1973年周恩来总理亲切会见袁家骝、吴健雄博士

袁家出了个袁家骝

袁家骝和夫人吴健雄大概是20世纪华人中最知名的一对伉俪。二人都是国际一流的高能物理学家，袁家骝是美国物理学会会员、纽约科学院院士，吴健雄是全美物理学会会长，曾获美国“国家科学勋章”，国际编号275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吴健雄星”。

袁家骝的导师密立根，吴健雄的两位导师、“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和塞格瑞都是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的独子袁纬承出生那天，袁家骝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爱因斯坦专程前往祝贺。

回国时，袁家骝谦虚得名片上只印着姓名，没有任何头衔与职称。有一天，他郑重地告诉袁晓林，这3个书法体的字是父亲袁克文的手迹。

今天项城袁寨里，有夫妇俩专门的展厅，袁家骝生前穿过的白衬衣、老式西装与领带、黑色皮鞋与布鞋，随身携带的工具包，都静静躺在玻璃橱里。那双皮鞋，1984年主人穿着它在人民大会堂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当时左边那只开着一道大口子。此后，主人又穿了它十多年；那只工具包里，大大小小18件：5把尖嘴钳、3只小夹子、小刀子、小镊子、小钻子、小起子……还有一粒白钮扣。衣服鞋子破了，他动手修补；家电坏了，他戴上老花镜，捣鼓几下便好。据北京协和医院陪伴了老人500多个日夜的特护张涛说，袁家骝在日常生活中，俭朴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从1980年代开始，夫妇俩在太仓（吴健雄老家）、项城、安阳、天津之间跑来跑去，累计捐出近300万美元建了一所中学、3个科学奖学金。这些小物件，与父亲袁克文留下的字画、情诗，与祖父袁世凯留下的顶戴花翎、袁大头（银元）、巨大如床的黄花梨龙椅，遥遥相映。

袁家骝的母亲薛丽清，本是南部小班名伶，据说皮肤细腻白皙、气质高雅，袁克文一见倾心，纳为姨太太。袁家骝出生在安阳，他3岁时，薛丽清离开大总统家，寻自由去了。袁家骝从小由别房照料，无缘锦衣玉食，惟有补丁衣服、粗茶淡饭。

他13岁进天津南开中学念书，在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在司徒雷登帮助下获得赴美深造的奖学金。青少年时期就对物理学有兴趣，常摆弄无线电；另一大爱好是拉京胡，拜的是著名琴师杨宝中。当年袁克相（袁世凯十三子）、程砚秋、余叔岩等人常在昆明湖上泛舟唱和，伴奏的便是袁家骝。

25岁赴美留学前，袁家骝找到父亲的老友方地山，才知自己的母亲是谁。苦苦寻到上海，才知母亲已在两年前过世，十分伤心。

命运从另一方面给了他补偿。1942年5月30日，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密立根的花园里，袁家骝迎娶才女吴健雄。密立根教授的礼物是一句话：实验第一，生活第二。他们践行了一生。

袁寨有一张照片：身穿长袖旗袍的吴健雄走在中间，左边是消瘦憔悴的总理周恩来，右边是诚恳笑望总理的袁家骝，身后两米之外是郭沫若。这是1973年，夫妇俩第一次访问故土。当时周恩来对袁家骝说：“袁家出了3个‘家’，你祖父是政治家，父亲是文学家，你是科学家，现在，袁家后人中又有了共产党员，你们袁家真是一代比一代进步了！”

那些没能进步的，遭遇却凄凉。那一年，袁家骝的胞妹袁家祉正靠做临时工、洗衣妇养家糊口，独自拉扯几个孩子。她那间破烂不堪的房子，已经历过无数次抄家；她还落下一个毛病，一听见口号声就会神经质地发抖。有一天，她接到哥哥袁家骝要回国探亲的电报，躲回低矮的房子里仔细端详，眼泪簌簌往下掉。袁家骝刚到北京，就有人上门来规定了几条纪律：不准议论时事政治，不准把袁家骝带进这间破房子，到车站接站时全家人都要穿新衣服，见了面不准哭，要面带笑容等等。袁家祉连连点头，赶紧找人借钱，给孩子们扯布做了新衣服，跟哥哥相见时，忍着泪水，微笑……当年，她嫁的是北洋系段芝贵的公子段昭延，出入有佣人、保镖、司机的。

如今，她儿子段虁是天津某企业负责人，女儿段洁是北京歌剧舞剧院钢琴家，而段洁的儿子是乐队指挥，9月中旬正在人民大会堂紧张排练，迎接国庆60周年。

同样大起大落的人生也落在堂妹袁家倜身上。她父亲是袁克端，母亲是天津最有名望的大盐商何仲瑾的女儿，当时何家在天津仅出租的瓦房就有几千间。袁家倜上学的时候，8点上课，送她的汽车7点50到校，车窗垂着帘子，一直开到教室门口。她到上初中时都不会买东西——由女性长辈领着，身后跟着保姆、保镖，到百货公司看好货品，就有车送到府上，来人自去账房领钱……“文革”中她在农村一呆8年，锻炼得能把捏不拢的散窝窝头和着野菜吃，40斤的一麻袋土豆背起来就走。

1973年袁家骝的归来，不仅带来核物理的讯息，也给“家”字辈人带来翻身的机会。根据周总理的批示，袁世凯第三代后人陆续回原籍，落实政策。

1978年，袁家倜重返天津成都道40号小洋楼。1987年，当时63岁的老太南下深圳买了些原始股票，赚了70多万。当时深圳不让汇款，她就用大皮包装着现金，带回了天津。在袁家骝和吴健雄建议下，她在自家楼下开了一家名叫“苏易士”的西餐厅，堂哥题写匾额，很快门前车水马龙。

袁克定，拒当日据时期北平市长

袁寨里有个专门介绍袁世凯儿子们的展厅，独独缺少长子袁克定。他的生平被单独安排在西面厢房里。研究家族史的“家”字辈后人对这位大伯有指摘：“实在说，他是我们家族的罪人，一心想当太子，搞了不少花样欺骗迷信的祖父。”

干瘦、矮小，穿一身长袍、戴一小瓜皮帽，拄着拐杖，走路一高一低，瘸得很厉害，脾气有点怪——这是袁克定留给张伯驹女儿张传彩的印象。

不知为什么，当袁克定的长子长孙袁萌临（原名缉英）每次出现在项城，干瘦、穿宽大旧西装，头戴旅游帽，斜背一个小包，偶尔拄杖，脾气有点怪——人们会想起他爷爷。

当他讲起童年时在北京西山饭店为织姑（袁迪新，袁家鼐与段式巽的女儿）提婚纱的场面，当他未写回忆录先开条件，当他为祖父袁克定最后的际遇愤愤不平（针对张伯驹），当他想在老家寻一位年轻漂亮的“老伴”（他70多了），当他习惯于乡人为他的哪怕一副鞋带埋单……良善之人会同情地想，这位美籍华人，北京某高校客座教授，一定是遭遇过什么不幸。是的，“反右”时他被整得很苦，妻子离他而去，据说精神上受过大刺激。

他的胞弟，特从加拿大赶回的画家袁缉燕（又名袁始）在餐桌上给了兄长一个紧紧的拥抱，对他说“保重”。

1941年，袁缉燕出生在北京宝钞胡同，此时“老爷爷”（他们这辈对袁世凯的称呼）已过世25年了。他的童年，赶上富贵日子的尾声：“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奶妈，每到开饭，大伙围上大圆桌，每个孩子有自己的座位。”

“中国封建大家庭，就跟巴金《家》《春》《秋》里写的那样，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都比较淡。我从小体会不到多少手足之情，到上学了，才找到同龄的伴儿。”

那时，袁克定带着私人医生、厨子、听差住在颐和园排云殿牌楼西边的第一个院落清华轩，吴本娴带着袁家融和他的7个子女住在北京城里。有一年多时间，袁克定破例让儿媳带着袁缉燕去颐和园养病。

袁缉燕印象中的祖父是一个很严肃的、注重做学问的人，对官场应酬没兴趣。

抗战时期，北平沦陷，日本人用王克敏组织伪政府，诱袁克定当市长。阅尽浮华、已至耳顺之年的袁克定即登报声明：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拒见宾客。

40年代，袁克定继承的遗产花得差不多了。张伯驹与他时有往来，见他吃饭时，没鱼没肉，只有窝窝头切片，夹些咸菜。但他依然正襟危坐，胸带餐巾，跟从前一样。

袁克定从没工作过，没有生计来源。实在没法生活了，迁至张伯驹承泽园的家中寄住。据张传彩回忆，那些年里，通晓德语、英语的袁克定多半在书房看书，以德文书为主，有时也翻译一些文章。“在承泽园时，没怎么见过袁克定的家人来看他。”

1949年以后，张伯驹的生计也陷入困境，不能再照顾袁克定了。时任北京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听说后，报呈获批，将袁克定安排在文史馆，挂名委员，月支人民币60元，在家坐领。袁缉燕记得，文史馆有次来了两个人想请爷爷回忆些旧事，他坐着看书，不赶人走，也不理会，仿佛没见屋里有客；祖母的涵养没那么深厚，终于忍不住说：“你们走吧，我们不会为了这点钱把祖宗卖了。”

再后来，袁克定靠着街道每月发的20元救济金维持生活。袁寨口齿最清的讲解员告诉回乡的后人们：毛主席当年曾用稿费资助过袁克定。其时，袁克定衣衫破旧，粗茶淡饭，举止言谈依然如故，提起父亲必称“先大总统”。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引述张伯驹的话“1958年克定80大寿，是在我家过的，也是在我家去世的”，袁缉燕说，“我记得爷爷是1957年去世的，祖母晚一年。爷爷没有活到80，是79岁时过世的，当时是在他自己家里。”袁萌临愤愤地说，那是一间长条形的大约10平米的房子，住着爷爷、祖母（一位续弦）、一个老佣人和一个按摩师，4位老人想转个身，都难。

（鸣谢项城市人民政协提供的文史资料和袁晓林、袁道唯等袁氏后人的大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