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六年大考：从SARS到甲型H1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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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内地强制的应急体系中，人们看到的是“不问代价”和“不要争论”，那么在香港依法行事的应急体制中，人们看到的更多是繁琐的“条条框框”以及不能触碰的行事底线。此次看似尴尬的疫苗采购背后，其实正是从SARS到甲流，香港疾控体系的六年升级。

全球甲流疫情第二波已经开始。

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因新流感死亡的人数在上周一周内急增700人。至此，甲流已在全球造成5000多人死亡，确诊病例超过41万宗。

本周一，中国卫生部网站也发布消息称，中国疫情已经提前开始进入流行高发期和持续快速上升期，截至当日，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累计报告甲型H1N1流感病例48748例，死亡7例。

然而在疫情重灾区之一的香港，看起来却很平静。

在商业区铜锣湾的商场里、街道上，人流摩肩接踵，几乎让人忘记了早在五个多月前，这个城市的最高长官也曾宣布，将流感应变级别由“严重”提升至最高的“紧急”。

只有在医院里，才能感受到紧张的气氛。在位于沙田的威尔斯亲王医院外，特首的提示被制成一人多高的广告牌。上面写着：因特区政府启动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医院管理局现已实施紧急级别措施，每日探病只限2人，每日不多于2小时。

进入和离开医院的人们被要求彻底清洁双手；而进入病房、门诊及急症室则被要求佩戴外科手术口罩。

在地铁站和街头，则随处可见应对甲流的宣传画，它们时时提醒着你，这个弹丸之地并没有远离疫情的威胁。

为了控制第二波甲流疫情的扩散，多个国家，包括美国、日本、法国、英国等都已经开始分批为国民注射甲流疫苗。

中国内地也于“十一”之前，开始分批为民众接种。但在香港，这一工作却迟迟未能展开。

并非香港政府不重视。事实上，早在五个多月前，港府就面向全球展开了甲流疫苗招标工作，但在首轮招标中，却因无一家药企符合条件而流标。

无奈之下，港府启动第二轮招标，但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果。这引起民众的普遍担心，在全球疫苗大缺货的背景下，香港会不会无疫苗可用？

疫情扩大，疫苗流标

6月初，当港府意识到疫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后，应对大流感最重要的措施——购买疫苗开始被提上日程。

6月9日晨，特首曾荫权宣布，行政会议通过卫生防护中心科学委员会的建议，决定斥资7亿元购买500万剂甲流疫苗，为香港250万人高危人群注射。

为了确保疫苗安全，在草拟的招标条款中，卫生署和食物及卫生局加进了很多条件。比如，中标者的疫苗须获美国食物及药物管理局和欧盟批准，而且必须在此前有过供应香港疫苗的经验；投标时需向香港提供疫苗完整原版配方、化验分析方法、制成品规格、测试和生产方法等数据；如果市民注射疫苗有不良反应，还应负赔偿责任等。

而为了保障港府利益，招标条款中还要求，港府采购疫苗的数量须具弹性，预定是500万剂，但可视乎疫情发展情况，最多增加20%或减少40%剂量，港府可在该范围内随意购买任何剂量的疫苗。如果疫苗用不完，港府甚至可要求退货和获得退款。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推行，然而，让港府没想到的是，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8月7日截标时，竟无一家疫苗生产企业符合条件。

他们要么是没有获美国食物及药物管理局和欧盟批准，要么是没办法答应香港的退货要求。

国内首家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的甲流疫苗制造企业，北京科兴总经理尹卫东向记者抱怨，“香港的条件太高了”。

在疫苗临床研究阶段，他曾和港府沟通过。在他们的疫苗获得国家注册批件后第五天，香港卫生署署长林秉恩、荣誉顾问袁国勇、总药剂师陈永健以及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曾浩辉等一行在卫生部港澳台办相关人员的陪同下，还专程对其疫苗的研发和生产情况进行了考察。

在听取了尹卫东的介绍后，考察团还参观了疫苗生产和分包装车间、质量控制实验室，查看了疫苗生产的检定记录。

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副会长崔俊明向记者透露，他们事后比较评估了六间中外药厂生产的疫苗，认为效用差不多，副作用也很轻微。

但在第二轮招标中，他们并没有将北京科兴列入。

“并非我们对内地生产的疫苗不信任，而是我们有很多考虑。”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解释说，港府在考量安全性之外，还要比较价钱，看疫苗用的是哪一种包装，用的时候方不方便，“如果需要不同的程序，动用很多的人力物力才可以接种疫苗的话就太复杂了。”

崔俊明说，北京科兴生产的疫苗没有在香港注册，之前也没有给香港供货的经验，不符合香港的招标条件。最终，港府将目标锁定在了提供针剂式疫苗的赛诺菲、葛兰素、瑞士诺华以及喷鼻式疫苗的阿斯利康上。

至于在招标条件中对疫苗数量提出弹性采购要求，周一岳的解释是，“不浪费公帑”。因为疫苗不同于普通药物，用多用少，完全取决于疫情的发展状况。买多了浪费，买少了又担心无法应对疫情，所以希望药厂能“灵活供货”。

这在“不问代价”和“不要争论”的内地强制的应急体系中，是无法让人理解的。但在问责严明的香港，却是官员们不得不考虑的内容。

吃一堑，长一智

从SARS，到禽流感，再到本次的甲型H1N1，香港都是疫情重地。与6年前的惊慌失措相比，这一次香港多了些淡定从容。他们用六年时间，完成了疾控体系的转型升级。

六年前，香港SARS刚爆发时，香港政府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极力安抚人心，称“香港是安全的”。当时的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称香港爆发夺命肺 炎是夸大失实，对香港不好。3月，香港疫情泛滥，董建华和曾荫权先后讲话，要求人们不要惊慌。直到今天，特区政府在此一阶段的表现都备受非议。

最终，SARS造成1700多人感染，夺走299条人命，香港成为SARS死亡率最高的地区；市面萧条、游客寥寥，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38亿港元，失业率更是蹿升到8.7%，创下历史新高。

6年之后，甲型H1N1再度来袭。香港政府的表现迥然不同以往。

4月27日，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宣布，将甲流疫情警戒由第三级提升到第四级时，香港政府随之启动了应变计划，劝谕市民如需必要，切勿到受疫情影 响的地区；要求所有入境旅客填写健康申报表，并设立24小时热线，给曾往疫情地区，返港7天内出现流感症状的人士查询。

5月1日晚8时，当一名由上海到香港的墨西哥人被确诊为香港首例甲流个案时，行政长官曾荫权随即宣布，将流感应变级别由“严重”提升至最高的“紧急”，并成立由特首领导的流感大流行督导委员会。

与此同时，位于港岛的鲤鱼门公园和麦理浩夫人度假村被清空，以备隔离之需。

而这名墨西哥人入住的湾仔维景酒店则被封锁，所有入住的三百多名旅客被要求隔离观察一周。

在一向重视自由的香港，此举引起了很多不满。前立法会议员、传染病医生劳永乐公开批评政府的隔离措施“过敏”，做法也过分，“酒店里的外国旅客多，港府这样做给香港造成很坏的影响”。

因为围堵得力，直到6月11号，香港才出现首例本土病例——位于铜锣湾一学校12名学生被确诊感染甲型流感。这在客观上将疫情延缓了一个多月。

第二天，港府决定，全港小学、幼儿园和特殊学校根据既定应变机制停课14天——这与SARS时期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特区政府不同意停课。但香港学校校长自动停课，以至于八成学校停课了，迫使政府跟进全港停课。

疾控体系升级

SARS之后，香港政府痛定思痛，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便是于2004年成立了疾病防护中心，将权力向这个类似于内地的CDC(疾病控制中心)的组织集中。

2005年，特区政府又引进防范流感大流行的三级（“戒备”、“严重”和“紧急”）应变机制，每个级别都订明所需采取的一套公众卫生措施以及决策的指挥架构、各有关方面的明确分工和职责，以及各类行动人员的从属关系等。

其中规定，当应变级别达到“紧急”时，由特首亲自领导督导委员会，主持全城抗疫工作。而督导委员会的成员，则包括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律政司司长、保安局局长等几乎所有职能部门的“一把手”。如有需要，委员会甚至可以增选其他高级官员及政府专家出任成员。

与此同时，对官员的问责机制也进一步完善，在疫情面前，一着不慎，即有可能丢掉乌纱——周一岳的前任杨永强就是因为SARS时行动不力，最终引咎辞职的。

那是2004年7月5日，香港立法会调查特区政府与医院管理局对SARS爆发的处理手法专责委员会发布报告，重点剖析了香港SARS疫情中的重要事件，点名批评杨永强等9名政府和医管局高层人士，“表现不理想”、“须负上责任”。

虽然SARS袭港期间，杨永强坚守岗位，殚精竭虑，但仍有很多人无法忘记，他曾信誓旦旦地对民众保证“SARS病毒不会扩散到社区”，攻击杨“赖在位置上”、“厚颜无耻”。

正因为有前车之鉴，在新一轮疫情面前，没有人敢掉以轻心。

在应对甲流第一役中，港府的表现已经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5月份，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中心做了份调查，结果显示，主责的食物及卫生局长周一岳的民意支持率高达54%，比甲流疫情爆发之前高出5个百分点。其支持度排名亦由第4位跳升至第2位。

这让周和他的同事稍微松了口气，但他非常清楚，这并非终点。随着天气转冷，疫情上升趋势进一步呈现，对他和他所要负责的七百多万港人来说，一场新的大考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