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房子是我叫东兴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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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南湖毛泽东住所工程风波解密之二

突变

南湖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当中，却不料，霹雳一声，出了个“九一三事件”！

9月13日凌晨，丁盛突然接到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周恩来的声音略显急促：“丁盛同志吗？我告诉你：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带着他的老婆、儿子，坐飞机向北面跑了！你们要注意掌握部队。毛主席命令：广州战区的陆海空军统由你指挥！”

丁盛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周恩来讲的那个人是谁？他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周恩来连问了几个“你听明白了没有”之后，他猛然想起半个月前毛泽东在长沙同他和刘兴元等人谈话的情景，现在又是周恩来亲自打电话来，他一下子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毫不含糊地表态：“请毛主席放心，不管是谁，只要他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坚决和他划清界限，坚决打倒他！”

放下电话，丁盛马上去找刘兴元。两人决定立即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传达周恩来的指示。接着，军区机关、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军区主要领导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中央出了大事，国庆节后毛泽东还能来广州吗？广州军区主要领导私下里有此议论。但是他们的准备工作丝毫也没放松，总是要有备无患嘛！

1971年的国庆节北京没有举行群众聚会，也没放焰火，汪东兴多次讲的毛泽东看完焰火就南下广州的计划也落了空。

5月间经军委办事组批准组建的招待处，搭起了架子，兵员却迟迟没有着落。到了年底，军区几个主要领导和参谋长孙干卿议论：北京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中央首长哪还能到广州过冬！以后也不会有多少接待任务，要个大招待处有啥用？招待处几个连队的补兵计划至今也没有批，我们何必硬撑着，干脆把招待处撤销算了！意见报到总参谋部，很快批复同意。12月27日，成立仅仅半年多的招待处宣布撤销，同时成立团级的南湖招待所，由司令部管理局领导。

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始终没来广州。广州军区许多人都说，当初若不是考虑接待毛泽东，哪能兴师动众在南湖修那么多房子？结果白费了力气！

岂止是白费了力气！参与这项工程的人很快就明白，他们满怀一片赤诚，辛勤播种耕耘，到头来收获的竟是一个烫手却又甩不掉的山药蛋，是一只咽不下也吐不出的苦果子——围绕“705工程”，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波，凡参与组织实施这项工程的，绝大多数人受到长达数年的清查批斗，遭到不公正的处理，有的甚至彻底断送了自己的事业和政治生命！

“九一三事件”之后，不断从北京传来对广州军区不利的消息。有的权威人士作了这样的论断：广州军区的前身是第四野战军，林彪是第四野战军司令员，黄永胜是林彪的老部下，又是首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林彪现在反党叛国，曾计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广州军区与林彪关系很深，因此，应该作重点清查。

“批林整风”运动一开始，北京便有人提出：庞大的“705工程”究竟是为谁修的？是不是为迎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用的？有的人从“705”的数字得到灵感：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弄了个反革命政变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广州则有“705工程”，这两者是什么关系？

补救

广州军区负责人对外界议论最初不予理睬，但是，随着这股风越吹越大，他们开始有些不安。冷静地想一想，这中间确有纰漏。最大的问题是：这样一项耗资数千万元、调动千军万马的浩大工程，竟然没有中央的书面指示、批件，没有列入国家建设计划！过去全凭上面某人的口头指示甚至暗示，全凭对领袖的“深厚阶级感情”，就不顾一切地大干起来。现在如果较真儿，上面再不认账，那可是空口无凭，有理说不清呀！

要赶快采取补救措施！

1971年11月底的一天，丁盛把王庆林叫到他家里。丁盛披着件棉大衣，面带倦容，坐在沙发上。一向快人快语的丁盛，此时有些心绪不宁地对王庆林说：“最近北京对‘705工程’有些反映，说是给林彪修的。我们过去也疏忽了，工程没有在国家正式立项，没有‘户口’。我和汪（东兴）主任商量过了，这事儿需要向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补报一下。你对情况熟悉，你尽快准备一下材料，去一趟北京，向计委、建委作个汇报。汪主任已经给他们打过招呼。再看看汪主任还有什么指示。”

12月3日，王庆林携带“705工程”设计图纸、已建成和正在修建的房屋照片以及文字材料飞抵北京，同行的还有一位通信科长。到北京后，王庆林首先感到异常的是，这次他没有被安排住军委招待所，却被安排到了北京饭店；那里的工作人员又特热情，他走到哪里都有人跟随。王庆林感到很不自在。

当晚，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和国家计委一位叫张彦文的处长来到北京饭店听王庆林汇报。

谢北一和计委的那位处长对王庆林很客气，在听过汇报并看了王庆林带去的一些资料、主要是照片之后，谢北一说：“军区修房子，东兴同志到现地看过了，整个工程情况他清楚，我们按东兴同志的意见办就是了。我们不是对这项工程进行审查，主要是最近收到一封信，提到这项工程，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再就是你们申请解决420套陶瓷洁具，数量大了，要这么多干什么？主席最近有个指示：国内节俭些，多外援一些。你们要的洁具都是高级产品，有些副房和工作人员的住房可以不用嘛。”

临别时，谢北一看了一下张处长对王庆林说：“很快要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了，你们还缺什么材料，到时可以在会上提出来。”

两天后的晚间，毛维忠也来北京饭店听王庆林汇报，并传达汪东兴的指示。汇报近3个小时，毛维忠不时提问，而且问得很细。最后他传达汪东兴的指示：修这项工程，有些人不知道，林彪出事后，有人写检举信，说房子是给林彪修的。这个工程确实大了些，又没向中央正式报告。工程经费，你们军区首长原来表示自己解决，后来又到处要钱，总后就是1000万，还向军委工程兵和广东省要，动用兵力也很大，难怪有反映。现在你们赶快写个材料，向中央补报一下。

王庆林表示回广州后立即向军区领导汇报，然后以军区名义向中央写个报告。

“不行，”毛维忠斩钉截铁地说，“汪主任让你们马上写。”

王庆林不敢作主，打电话请示丁盛，丁盛说就按汪主任的要求办。王庆林只好写，签了自己的名字。

毛维忠拿上王庆林写的报告和各种资料走了，说是马上送汪东兴审查。

不到1个小时，毛维忠又回来了，传达汪东兴看过王庆林的材料后的指示。汪东兴对工程总的感到满意，认为军区出了大力。但是，他要求王庆林回到广州后要提醒军区领导：现在“政治气候不对，要避一避风”。南湖的4组房子，第一组已经完工，第二、三、四组即将完工，要继续完善配套。原计划在松园给主席再修一组房子，就不要修了。

汪东兴对南湖工程代号为什么叫“705工程”也表示不解，并问“705工程”的经费开支是否仅限于南湖工程。

汪东兴还对南湖4组房子的编号问题作了指示，认为现在的编法不妥。他说：一个办法是不编号，以地名命名；也可以把1、2、3、4的顺序颠倒过来，或者把现在的编号打乱重编。将来房子都修好了，不要说哪套房子是为哪位首长修的，首长愿意住哪儿就住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