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东亚读书共同体，不是东亚文化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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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100册文库’是以书籍让世界重新认识和发现东亚的出版运动。是针对西方出版界独霸一方的回应，将对全球出版行业起到平衡作用。”——东亚出版人大会会长、韩国出版家金彦镐

11月初在韩国全州结束的第9次东亚出版人大会上，东亚群雄纷纷亮出20世纪中叶以来各自的顶级人文学术著作，其中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各26种，香港7种，台湾15种。由这100种人文书籍构成的“东亚100册”文库，将分别在上述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

日、韩、港、台确定明年4月出版“东亚100册”导读手册，四川新华文轩社科图书开发部总编辑段英女士称，他们每年出版20本，5年出完100本。

会议中，全球化一词常被提及。在中国大陆语境中，“全球化”经常意味着“我看世界”；而在韩日出版人的概念中，“全球化”更意味着交流甚至是输出，也就是“世界看我”。因此，韩国出版文化专业杂志《LIST》载文提及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黄皙暎时，对美国读者的狭隘深表遗憾——“在全球化的当今，美国人仍顽固地坚守英语。从英语翻译成其他语言的作品和从其他语言翻译成英语的作品数量相差悬殊，这种文学现状无疑让人感到非常悲观。许多世界级的伟大思想家和创作出很多感人作品的作家还不为美国人所知。”

东亚出版人大会会长、韩国出版家金彦镐说：“‘100册文库’是以书籍让世界重新认识和发现东亚的出版运动。是针对西方出版界独霸一方的回应，将对全球出版行业起到平衡作用。”

先学“中国”，后学“西方”，现在中日韩三国新演义，坐下来检讨东亚的家底，以共同体的名义给西方“放话”　图/南方周末记者　陈一鸣

“东亚读书共同体”比“东亚共同体”早5年

东亚出版人开会，沟通起来既麻烦又有趣。三国五方，四种文字，三种语言，现场的同声传译累惨了。在轻松的宴会场合，每个笑话都能按照翻译顺序引起三拨笑声，只有“干杯”才能获得众人的一致响应。

语言如此不同，但会里会外最常被提及的词汇是“东亚读书共同体”。

谈及古代，三国其乐融融，儒家是共同价值、共同记忆，“东亚读书共同体”这一概念近乎于不证自明。谈及当代，已经成功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日韩对自身的儒家文化传统从容以对，有溢美更有理性；中国近年来也意识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荒诞颟顸，对于从共同传统中挖掘现代价值，三国也都心有戚戚。

在这种情况下，与会者经常把“东亚读书共同体”顺口说成“东亚文化共同体”，稍后发觉口误，再改回“东亚读书共同体”。

为什么只提“读书共同体”不提“文化共同体”？毕竟历史问题是“文化共同体”难以承受之重。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发行人兼总编辑林载爵表示，虽然在韩国和台湾提供的书目中，都有涉及日本殖民的书籍，可大家对待书目的态度是专业和宽容的。当日本出版人谈及丸山真男对日本文化主体性的贡献时，韩方补充道，丸山真男没有谴责过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类似对话不是以争论方式出现的，也并非仅仅发生在日韩之间。

日本MISUZU书房前董事社长、白发苍苍的加藤敬事不掩得意之情：“最近三国领导人会面谈及‘东亚共同体’，我们早在5年前就开始谈‘东亚读书共同体’了！”

2004年夏，日本人文出版界的两位退休前辈——加藤敬事和日本平凡社前董事编辑局长龙泽武来到北京。加藤敬事曾主持编辑堪称“日本国家工程”的《现代史资料》；龙泽武编辑生涯的大手笔是《世界大百科辞典》和汇集亚洲多国经典著作的“东洋文库”。原本计划同行的还有一位退休前辈、岩波书店前社长大冢信一。岩波书店被称为日本出版界的皇冠，而大冢信一是岩波书店全盛时期的重要参与者。后计划有变，大冢先生未能成行。

加藤敬事和龙泽武那次来北京，目的是拜会他们的中国同行、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董秀玉女士。

“他们来之前仔细查看了中国近年来的人文出版书目，最后认定三联最有人文理想和探索精神，我们翻译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赛义德的《东方学》给他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忆及往事，董秀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东亚文化自古交流频繁，近一百多年西方中心主义盛行，东亚内部的文化交流几乎中断。加藤和龙泽认为，东亚是一个存在，并且还在不断发展当中，未来东亚在世界上将占有重要位置。因为东亚各国有必要重新相识，一起思考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当时董秀玉正忙于“中国文化论坛”事务，每天思考中国的文化自主性问题。她曾长期在香港工作，在与西方同行的交流中，董秀玉最强烈的感受是不对等：“我们对他们的历史巨细无遗什么都了解，但他们对我们近乎一无所知。他能够和你谈歌德，你无法和他们谈屈原。”屈辱倒未必，遗憾总是有的。董秀玉觉得，中国出版人有责任把中国介绍给西方。可你经济衰弱时，除了极少数西方专业人士，没人理你什么“中国价值观”、“东方文化精神”。

加藤和龙泽所说的，正是董秀玉所想的。尽管一百多年中日历史进程差别巨大，但文化方面的共同点是明显的——都属于汉字文化圈；都笼罩在西方阴影之下；都意欲重拾文化尊严，建立文化自主性。双方一拍即合。

双方达成了共识，加藤和龙泽又找到了韩国出版界，话题一摊开，又是立即得到响应。

日方穿针引线，沟通了三四次之后，2005年9月，东亚出版人会议第一次大会在东京召开，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出版界人士会聚一堂，讨论了出版信息互通、东亚共同出版、设立比欧洲更为宽松的著作权基准等问题。会上提出了“东亚读书共同体”这个概念，此后每年两次会议，“东亚读书共同体”不断被阐述充实。

在刚结束的第9次会议上，韩国成均馆大学名誉教授林荧泽在题为“东亚知识交流史回顾”的主题演讲中说，由于西方列强的介入，东亚文明曾一度失去或歪曲自我意识，由此产生了以反目、对立、混乱、斗争为基调的“隔阂的东亚”。林教授以心理学为方法论考察东亚近代思潮，他认为，近代东亚之所以将“现代化”盲目等同于“西方化”，原因在于没有克服掉“中国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只是“中国中心主义”的替身而已。林荧泽谈到了四百多年前的韩国学者姜沆，此人以俘虏身份踏上日本土地，亲人被杀曾使姜沆觉得日本人都是“人面兽心”的动物，但在儒家“四海之内皆兄弟”思想的驱动下，姜沆对日本国民的最终结论是“岂好死喜杀，特法令驱之而”，“一以圣训从事，则扶桑一域未必不为东周”。

龙泽武则以中国明末类书《三才图会》与日本18世纪类书《倭汉三才图会》、韩国19世纪类书《林园经济志》之间的借鉴关系证明“东亚读书共同体”的历史存在。上海理工大学出版与传播研究所所长陈达凯认为，东亚之间存在着无法回避的历史鸿沟，出版人率先行动起来重建东亚文化，值得寄予厚望。

“东亚版权交易其实不算少，比如日本动漫、韩剧，大都是时尚类产品，人文、学术图书交流很少。日本的人文书我们还出了一些，韩国书基本没有。我们的邻国是如何从逆境中崛起的，他们如何看待当今世界，这些都是我提出这套人文书籍的动力。”董秀玉说。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替换了《八十年代访谈录》

“东亚100册”创意提出之后，各方就开始书目筛选。原则上只选文学以外的人文、社会、艺术书籍；时间方面，中国大陆是二战后到现在，韩日大致是1960年代至今。

韩国的26册书目率先见报，选谁不选谁的争议随之开始。中国的书目是否也将引发争议？董秀玉早有心理准备：“为了确定书目，韩国方面10位学者开了3次会，最终结果毕竟只代表评选者的眼光，不可能全民投票，没有太离谱就够了。”

董秀玉的专家班底由8位学者组成，通过会议、电话和邮件反复协商，先确定作者，再选代表作。

陈寅恪是当然人选，最初入选的代表作是《柳如是别传》。后来考虑到太难翻译，就改成了《寒柳堂集》。钱锺书最初入选的是《宋诗选注》，后来有学者提出这本书是注释而不是原创，就替换为《谈艺录》。书单直到最后一刻仍在变化——董秀玉有意力推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因为这本书能使读者对纷繁复杂的八十年代中国产生概貌性的了解。但有人提出，《八十年代访谈录》并非学术书籍，作者也不是顶级学者，所以换成了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1960年代到1970年代有着明显的断裂。有幸入选的新时期学术著作有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利——闽台三村五论》、陈来的《东亚儒学九论》、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大陆和港台，人文水乳交融，无法分割。最后商定的办法是，第一版书在哪里发表，就算哪里的书籍。比如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张佛泉的《自由与人权》，主要流通和讨论都在台湾，但其最早出版在香港，所以就归于香港名下。同样，沈从文一直生活在大陆，但其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一版出自香港，所以也入了香港书目。

台湾上榜的15本书，新儒家蔚为大观——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杜维明……余英时与黄仁宇等人甚至没有在台湾长住的经历，但他们的作品在台湾出版、传播、开花结果，所以也入选了台湾书目。与大陆一样，台湾也有意选择了一些年轻学人的著作，比如周婉窈的《台湾历史图说》畅销10万册，因此得以入选。

对于韩日书目，三联书店学术出版中心主任舒炜的看法是：以往译介出版的日韩书籍都是参考中国读者需要而来；而“东亚100册”是日韩职业读书人推荐的对他们自身影响巨大的书，相当于“日本队”、“韩国队”。董秀玉也说，“从来各国很多合作与吸收，都是从‘我想要什么’出发，但他想要的，未必就是人家真正的思想精华。”好比这次，人们看到日本提供的名单，会发现原来丸山真男对于日本本国来说，才是国宝级的学者，这在以前的翻译引进中，都不清楚的。丸山真男的主要观点是——日本思想的近代化，是通过儒家学者对儒教的重新阐释而来。在日本出版家眼里，丸山真男的《讲义录》为“思想史学规范之一的珍贵文献“。

“从日本的书目，你能看到超越日本的视角，超越日本的观察对象。”舒炜说，日本学者能够超越文化身份、政治身份，站在“普遍的人”的角度，考察全人类和自然界，比如日本学者对非洲的研究、对心理学的研究。

梅棹忠夫著作《狩猎和游牧的世界》，是作者充分利用东南亚、非洲田野调查经验写成的一部关于“现代世界的基础的文明论巨著“。再比如中井久夫的《分裂症与人类》，考察的对象就是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而不是拘泥于“日本人的国民性”。

韩国则偏重于现代化历史进程，其中关于战争的就有3本。韩国特别强调文化的主体性，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推介欲望。名列榜首的是抗日志士金九的回忆录《白凡逸志》，1997年该书稿被韩国政府指定为“宝物第1245号”。《与时间竞争——东亚近现代史论》、《韩国的劳动运动与国家》等名著，主题都是韩国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崛起。其他诸如《韩国医学史》、《韩国科学史》、《韩国音乐史》、《韩国数学史》、《韩国美术史》……从书名即可看出，近代以来韩国学者建立文化自主性方面的艰苦努力。

金彦镐把“东亚100册”视为“韩国走上世界知识舞台的一个契机”。据龙泽武介绍，“东亚100册”已经引起欧美知识界关注，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曾向他表示，今后要将这套书全部翻译成英文。

东亚出版人计划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华文出版同行纳入队伍，韩国方面还特别遗憾地提到了缺席的朝鲜。

犹太神话声称，为了制止人类建造直达天界的“巴别塔”，上帝变乱了人类的语言。看起来，东亚出版人会议就像一群操着不同语言的人，打着熟练的手势试图重建“巴别塔”。如果上帝再次发火，也只好由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