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广场就该属于市民——第三届深港双年展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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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7日到2010年1月23日，中国现代派建筑最集中的城市广场被一片后现代的乡愁笼罩。

法国的建筑四人组“汽车临时入境证”（Triptyque），用三根柱子支起竹子和茅草做成的椭圆体，建筑师把这枚三条腿的茅草蛋命名为“新生物”。按照设计，本来应该有一个梯子能让参观者进入蛋的内部，以穴居的原始人视角打量城市的天际线。实际布展时，出于安全考虑，梯子被取消了。

在“新生物”的脚下，另一件参展作品《城市下的蛋》为好奇的观众提供了足够的参与机会。蛋A全身长满嫩绿的细草——蛋壳是蜂巢一样的塑料小格子拼接成的，每个格子里放一小团棉花，浇上水，草籽发芽。蛋壳里是一个微型的卡拉OK房，有点唱机、话筒和曲目单，想一展歌喉，只需弯腰迈进去。蛋B里摊着一对粉色枕头和一床粉色棉被。关着兔子的兔舍三三两两叠放在蛋壳外，让人想起城市里的居民楼。

设计过奥运控制中心，并因此得到美国《建筑实录》“2007全球设计先锋奖”的建筑师朱锫，用碗口粗的竹子搭了一个海螺型的纱笼。海螺静静地躺在粗沙上，在它四周，散乱放着几只同样是竹子做的条凳。一对小情侣坐在条凳上，搂着彼此的肩膀用手机自拍。

这是深圳市民广场、2009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年展（下称“深港双年展”）的主展场。按照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1998年所做深圳新的城市中心规划，这个尺度巨大的广场是深圳市的心脏。

请市民决定高度和曲率

“市民中心”是深圳心脏的心脏。“市民中心”由美国李·迪姆穆楚（Lee Timchula）建筑师事务所设计，是深圳市政府和市人大的所在。两个权力机构共享一个近一里地的波浪形屋顶。这个大屋顶同时囊括了一个大会堂、一个工业展览馆和一家档案馆。支撑大屋顶的是12层楼高的黄色圆塔和红色方塔，两塔之间是高出地面5.8米、比一个标准足球场面积还要大的观景平台。观景平台向北延伸，与386米长的深圳中心书城的屋顶联为一体，指向莲花山上的邓小平雕像，状如拓宽数倍的北京天坛神道。

深圳书城西侧的深圳图书馆和音乐厅由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设计。因“央视大裤衩”而闻名的荷兰籍设计师库哈斯即将在黑川纪章、矶崎新之后加入“市民中心”周边的建筑奇想——由他设计的未来深圳地标“水晶岛”已经中标。

这是一场奢华的建筑竞赛。尽管据说很多建筑借鉴了诸如“天圆地方”、“金木水火土”等中国元素，但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些造价在几亿到几十亿元人民币之间、体量庞大的建筑，无异于天外来客，每一栋建筑都存在着仅具象征意义的巨大空间浪费。

但同时，这些建筑的修建过程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开明和“以人为本”——权力机构的办公大楼被称作“市民中心”，“市民中心”屋顶的高度和曲率事先征求过市民的意见。

作为第二轮政治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各种各样的价值在深圳交错横生。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市民中心”地铁站的公益广告：一边是委托第三方进行的地铁乘客满意度调查；一边是小葱拌豆腐图片中引出的廉政警句：人民请你吃这道菜。

用竹条和泥土编织的《茧》位于“市民中心”背后的会客 厅。“茧”的灵感来自于昆虫，“昆虫不曾污染空气或者制造脏乱垃圾，也无需在都市中奔忙挣钱”。深港双年展开幕前一天，大家在“茧”里举办了一场篝火晚 会，帮助“弱”团队造茧的民工在麦克风前浓情献唱《走西口》　图/孙晓曦

白小刺的《公共建筑》系列，拍摄的是各县市政府大楼，除了阜阳“白宫”这样的知名建筑，这些大楼大同小异，几乎所有大楼前都有一片巨大而空旷的广场　图/白小刺

众声就该喧哗

一年之前，欧宁经过空旷而巨大、由大理石和草皮铺装，却没有厕所和座椅的市民广场，心里莫名激动。这位“厌恶博物馆里的双年展”的策展人马上想到，市民广场是一个巨大的舞台。

出乎欧宁的意料，他的申请计划顺利地经由深圳规划局得到了深圳市政府的肯定批复。

尽管欧宁的策划书与深圳庆祝生日的愿望相重合，但这并不是他在众多的候选人中被主办方选中的惟一理由。

欧宁认为，对于主办方而言，自己经历中最有说服力的一条是2007年的“大声展”。“大声展”开了国内在大型购物广场办艺术展的先例，实践了“众声喧哗办展览、看展览”的美学目标。“不管哪个城市，真正活跃的街头生活总是由底层民众缔造。”欧宁在导览手册中写到。

与“还市民广场以它应有的公共性”的想法相呼应，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设置了很多相关议题：大学是该用围墙圈在“大学城”里，还是该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城市里高高耸立的广告牌究竟在贩卖什么？

欧宁住过深圳几个城中村，在他的记忆里，城中村的生活是美好的，房租廉价，街头大排档和盗版碟店让人从来不担心半夜里找不到食物和娱乐。囿于有限的居住空间，大多数人愿意来到街上，让街头成为聆听民意，观察世相的最好地点。

再没有一个地方，比蔡屋围更适合作深圳三十年急剧造城运动的历史切片。1979年之前，蔡屋围是一个有六百多年历史的村落，今天它已经摇身变成高楼林立的深圳金融中心。

香港建筑设计工作室IDU在他们的参展作品《城市演义》中，平实地纪录了蔡屋围的数字化成长史。与一连串数字相呼应的，是用有机玻璃组装的建筑物模型。这些建筑完全通透，没有秘密，也没有根。最上面一层用细线系在天花板上，最下面一层用细线固定在印着1980年代蔡屋围的地形图的地板上。

拍扁的土地庙

摄影师白小刺把若干个县（县级市）政府办公大楼摄入他的镜头。

白小刺采取的是远机位正面平视的视角，大理石铺就的广场、旗杆、水系、大片绿地，连同政府大楼本身一并被他装进画面。尽管办公大楼的外貌各有不同，但几乎所有大楼前都有一片巨大而空旷的广场。广场越大越映衬出政府大楼的体量。一眼扫过的政府大楼照片，就像被拍扁的土地庙。

除非是阜阳“白宫”那样地球人都知道的建筑，除非凑到近前仔细看大楼入口处的标志牌，大部分照片看不出拍于何地，但若留心，仍能觉察地方的差异：经济发达地区的县政府大楼被新式高层住宅簇拥；那些仍然镶着1990年代初流行过的蓝色玻璃的政府大楼，基本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远远围绕着这些大楼旁边的简易板式住宅楼也保留着上世纪的模样。

策展人侯唯唯在展览介绍中写到：“县政府办公大楼反映了长官审美意志与地方城市化利润的高低。如果集合30个县城政府大楼的照片，将会呈现一幅中国城市化的典型图景。”

北京的年轻建筑师团队“开放建筑”在“城市红线”上大做文章。所谓城市红线是建筑用语，红线圈定的范围是建筑规划用地，红线内外会留出相当的空间，以区别所有权的分界。红线划定之处通常会竖立起各种形式的围墙。

红线的存在是对城市空间的巨大浪费。与其把社区阻隔开来，不如把围墙变成通透的线性公园。回收的废弃物可以大显身手：汽车轮胎可以做成秋千；不用的水管可以组装成水乐园；多余的安全帽变成天然的花盆；报废的自行车可以组接成杂志陈列架……

成都建筑师刘家琨用若干枚红色的氦气球吊起一面黑色的编织网，飘浮在半空的编织网是对“市民中心”大屋顶的戏仿。

这个被命名为《随风2009》的装置，最早出现在成都，只是编织网的面积要小很多，而且形状也没什么讲究。欧宁看到很喜欢。他曾读过一本专著，记述在“保路运动”中，革命信息怎样通过成都的茶馆迅速传递。欧宁本想把《随风2009》放在市民中心的前头。有关部门不允许，只好把它安插在市民中心后面，人迹罕至的工地上。

刘家琨在编织网下面摆放着上百只藤椅。尽管椅子是空的，却让人对一个看不见的会场浮想联翩：众声喧哗，可以开大会，可以开小会。

把拆掉的涂蓝

展览的大部分时间里，刘家琨精心放置的藤椅是空的。《随风2009》只会在双年展上存在4天，因为用来填充气球的氦气很贵。

刘家琨发出的聚会邀请没能实现。建筑师谢英俊、马克·凯萨格兰德和阮庆岳用竹条和泥土编织的“茧”却成了“市民中心”背后的会客厅。茧的灵感来自于昆虫，“昆虫生活在地球上的时间比人类还长，不曾污染空气或者制造脏乱垃圾，也无需在都市中奔忙挣钱”。

深港双年展开幕前一天，团队在新鲜建成的“茧”里举办了一场篝火晚会。造茧的民工献唱《走西口》；欧宁朗读他1990年写的几首小诗；看展览的大学生唱起80后的校园民谣。观众有梁文道、新锐建筑师、艺术家和任何一个愿意走进“茧”里的路人。

今年夏天，台湾元智大学教授阮庆岳在台南召集凤山国际营。参与国际营的建筑师每人有一笔7.5万台币预算，他们要在规定时间里，改善凤山县公共空间里存在的问题。

谢英俊是国际营的参与者之一。他为凤山广场盖了一个生态厕所。谢英俊认为，抽水马桶是人类最坏的发明。都市25％的生活用水耗费在冲马桶里。帆布做的屋顶可以收集雨水，雨水可以用来冲厕所。超低的预算决定谢英俊的生态厕所只能用塑料桶裁成洗手盆和便池，不过他仍然用简陋的设备完成了粪尿分离。

凤山国际营的另外一位参与者刘国沧也参加了此次深圳双年展。他在深圳图书城的屋顶上展开一幅“深圳蓝图”。

蓝图本是筹划未来的工具，刘国沧却反用其意，让已经消逝的东西在蓝图上显影。自行车和塑料拖鞋被涂成蓝色，与白线条在蔚蓝画布上勾勒的稻田、树林、舢板船、贩卖农产品的竹篮交错在一起，静静地向人们诉说一个已经看不见的深圳。

以“蓝图”作装置是刘国沧的拿手好戏。在台南市海安路，刘国沧把一间被拆了一半的老屋涂成蓝色，把人们遗弃街头的旧家具嵌进墙壁，一并涂蓝，再用白色线条在墙壁上勾画想象中的盆栽和摆设。老屋本是暴力拆迁的遗址，被刘国沧“粉饰一新”之后，成为台南市的文化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