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袭哨兵者伍勇刑事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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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

“2002年至2004年三年间，我天南海北四处流浪，拾荒捡吃，住檐坎宿山林与疯子为伍，与丐为伴，我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一无所有，走到哪里，哪里便是我的家。”——伍勇日记《我是谁》2009年7月4日，被捕后

2002年至2004年三年间，伍勇说自己四处流浪，拾荒捡吃，与疯子为伍，与丐为伴，“我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一无所有，走到哪里，哪里便是我的家”。

其间，按照制定的计划，伍勇在多次踩点、设计路线后，袭击了观测站哨兵和市府门前保安。

在笔录中，伍勇说，袭击哨兵的目的之一，是借此制造影响，引起关注，但实施了这一犯罪后，他发现除了观测站附近，大部分宜宾人并不知道这件事。不到一个月后，他在日记中称欲再度出击。

据其在警方笔录中所言，2003年10月2日，他原以为是国庆节。在市政府大门斜对面的草坪处，他等了许久，没有见到有官员出入，便临时决定袭击政府保安。两人在一番扭斗后，保安跑入市府对面工地，“我端枪准备向他射击，但看他跑到民工中，我就没有开枪，然后离开”。

随后，2005年至2007年，伍勇冒名在一家皮业公司做保安，据其自称“尽心尽职，遵规守矩，老板欣赏”；

南方周末记者找到这家皮业公司。公司的保安主管说，2005年3月，他们从人才市场招聘回来的保安，名叫张伟。张伟是伍勇捡到的身份证上的名字。

他在这家公司干了两年。“老实得很，说说笑笑，多肯帮忙，上下货都很主动，其他人缺班他就顶上，从不斤斤计较。”这名主管说。伍勇的月薪800元左右，从工人到公司负责人，都对他印象很好。只是有一点奇怪，没有亲朋来厂里找过他。

保安主管说，平时休息，伍勇会去爬山。山有百米高，离公司不远，靠路的这面近乎垂直。伍勇对同事说，他可以沿着崖间的水流爬到顶上。

这并非伍勇的自我吹嘘。后来循着警方公布的资料，南方周末记者在宜宾南广镇大益灵官崖附近，一处同样垂直的崖壁上，找到伍勇一处容身之所。这个岩洞下临数十米深的山涧。由当地村民领路，在近人深的山草中折行，借助藤蔓，南方周末记者耗费近一小时才攀至洞口。

山洞里散落着被子、衣物、鞋，还有菜刀、火机和蜡烛。警方披露说由于山势陡险，后来由一位刚转业的特警借助绳降才进入洞中。他们在这里找到了伍勇的火枪、自述材料和关于犯罪侦查学、犯罪心理学的书籍。

伍勇在山洞里，常常一呆就是一两个月，饿了就到附近挖点土豆萝卜混在米里煮熟，撒上点盐就吃。

在皮业公司，和保安的身份截然不符的是，这名表现良好的员工有时抱怨一些社会矛盾，谈吐间口气很大。一位办公室女同事回忆，觉得他有点“神蒙蒙”。

2007年中，伍勇提出辞职。经理对这位尽职的员工一再挽留，问他是不是觉得工资矮了，他回答说不是。

离开前，他耗时耗力从山上挖来了一棵当地称为“叫鸡凉”的树，种在工厂的花圃里。“在这里多谢照顾了，这棵树留作纪念。”临走前他对公司说：“要去做一番事业。”

“分裂样人格障碍患者”

“我一直生活在矛盾中。内心矛盾、言行矛盾、知行矛盾、情感矛盾、思想矛盾，在日常生活中我打算做一件事情时，必须做好两种心理和应对准备。”

“但我还是担心临场下不了狠心，所以我还得听邓丽君忧郁的歌曲行动，我觉得听那些女声歌唱的忧伤之歌好像可以让自己疯狂起来。”——伍勇日记《最后的自述》2009年10月31日，看守所

离开皮具厂后，伍勇又开始流浪拾荒。

“他的行为由于错误的认知，世界观和立场已很难改变，一般的矫正不起作用。”罗大华教授分析，“这是一种偏执型人格障碍，固执己见。”

2008年，伍勇以30元/月的价格在火车站附近租了一间房屋。

在拾荒期间，他结识多位流浪拾荒者，并以化名邀约他们抢劫收费站点。

2008年11月11日和今年2月23日，在多次踩点摸准收费站交接款时间，并设计路线后，伍勇伙同他人分别劫走宜宾北站和宜宾南站一万六千多元和四万九千多元。

监控录像表明，抢劫时，伍勇头戴钢盔，眼戴墨镜，手戴白色手套，握着火药枪，身穿老式军服，臂箍“红领巾监督岗”袖标。

伍勇称，在抢劫宜宾北站时，他对收费员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相关收费员亦提及此；而在宜宾南站，伍勇说，他从收费亭出来，看同案犯唐德富想朝收费员开枪，被其喝止。

“我一直生活在矛盾中。内心矛盾、言行矛盾、知行矛盾、情感矛盾、思想矛盾，在日常生活中我打算做一件事情时，必须做好两种心理和应对准备。”他在日记中称。

伍勇被抓后，在其一处落身岩洞中，随同上述《星球计划》一起，警方还起获一份名为《自述》的材料，注明写于2007年6月13日。

伍勇在里面写道：“现在我写的自述就是对死亡的准备。”他自述，高中时他发现患了神经衰弱强迫症、疑病症，他担心自己被认为是分裂样人格障碍患者。

检方其中一项指控源自此份《自述》，此份自述中称因信仰争执，他杀了一起逃离军营的战友郭小明。

而今，伍勇否认曾杀害战友，称当时认领是因为“希望在战死后留给人们一个曾经希望的疯狂角色”。他更是一度希望认领“重庆哨兵案”，后相关部门调查发现，伍勇所述与警方掌握的重庆哨兵案犯罪细节不符，故被证伪。

据其描述，真正杀死战友郭小明的人，是一个“比我矮点，不胖，上身穿白衬衣”的人。

按伍勇的描述，这个年轻人希望他和郭小明随他去抢劫，三人来到沙河。在一次聊天中，郭与对方发生争执，认为对方是想利用他们。两人随后打起来，并动了刀，“那时我刚从学校出来不久，打起来时我就跑开了在远处看。我觉得自己太迷茫太麻木太矛盾了”。

伍勇称，郭小明被对方刺中身亡。“我为什么没报警？因为不相信。”

“事后我在西石门当矿工，用的是真名。如果我杀了郭小明，我不会用真名，那里离他遇害处不远。”伍勇说。

法院在一审判决中，并未采纳伍勇的说法，认定战友为其所杀。

自述中，伍勇还提到自己曾偷渡到香港、澳门等地，并曾“在瑞丽开始吸毒生涯”。事实上，他烟酒不沾。

“我为什么要写自述、书信、遗嘱、心意书等材料？就是希望给人们一个疯狂的角色。我每次行动都把这些材料带在身上，就是想如果战死沙场也可以作为书证让人们来了解我、关注我。我根据自己的心理角色的需要对情节进行编造，以期死后留给人们一种曾经希望的疯狂角色，并把自己的心意表达。”他在自述中称。

“我是谁”

“如果现在依然按照‘希望的角色’把我塑造成疯狂的魔鬼，只会带来更多的疯狂。我希望自己曾经希望的角色永远不要成为现实。我想告诉人们，伍勇的内心矛盾而痛苦，他不幸而又带给人们不幸。”——伍勇日记《最后的自述》2009年10月31日，看守所

今年5月7日，宜宾市就伍勇案在宜宾体育馆开了公捕大会。

此前的2008年8月，罗文秀见过一次伍勇。伍勇喜欢种树，那天他下午回到家，种了三棵树，如今长在屋后。而20年前种的树已高大成材。“种了树吃了晚饭就走了，头也没回。”这是母子俩最后一次在家相见。

再往后就是在法庭上，在电视镜头前，罗文秀哭成泪人，向为伍勇伤害的所有人道歉。

接连两起劫案的发生，在社会上造成莫大的影响。专案组称不破此案誓不收兵。该市公安机关称，前后共调集了450名民警，警察在拉网式排查中“与124000人见面”。

对伍勇等人的通缉令，悬赏的金额也从最初的一万元，一直提高到10万元。这在宜宾并不多见。该案被列为宜宾公安第一号案。

但伍勇并未收敛。被捕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提到，“城里随处可见悬赏我们的通告，我顺手拿了张来研究，看警察究竟掌握了我们什么证据”。

他依然按照既定计划，准备抢劫下一个收费站。

3月28日，在对邻县云南水富高速公路收费站踩点途中，被检查点民警认出，随后被捕。

11月24日一审时，起初伍勇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宣称“我要求你们判我死刑，以免拖延时间”。

主动代理伍勇一案、为之无偿辩护的宜宾律师罗和辉说，最初会见伍勇时，伍勇就表示求死。

他在《狱中记论》中写道：“如果有一天我被判死刑，请罗律师记住以下三个事实：一、我没有杀死我战友；二、我没有枪杀小男孩；三、陈泽奎被冤判无期。”

所谓陈泽奎“被冤判无期”，是指2001年伍勇伙同曾科、胥良军等抢劫某富商（其称之为“资本家”）11万元，后三人被治刑，伍勇逃脱。伍勇称陈泽奎未参与谋划、行劫而被冤判无期徒刑。

被捕后，伍勇专门写信给正在服刑的曾科、胥良军：“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敢于承担责任……恐我死后，再无证据证其清白，希望你们不要让良心谴责自己，讲出真相。”

他早前已知道，之所以警方锁定他，正是因为在自贡监狱服刑的陈泽奎通过辨识收费站的监控录像，对他进行举报。他对此不以为然。

罗和辉曾与看守中的伍勇探讨过“敬畏、怜悯”的要义。罗说：“我和他说，不管怎么样，对人的生命都要敬畏，反对使用任何的暴力。做人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用暴力的方式是最好的。”罗律师告诉他，无论如何，怜悯之心都是人与人之间以及社会和谐的基础的东西。此外，“你要真地尊重你的战友，尊重他的家人，就不能让他死得不明白”。

另外一方面，在看守所里，伍勇发现，监狱并非他之前固有的印象，而是人性化的管理。

2009年9月3日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感谢罗和辉律师，对怜爱的新诠释，使我摆脱了暴力斗争的偏见；我同样要感谢看守所领导，给予我人性化的对待，从而在无形之中融化了心中长达十年的坚冰。

我能了解社会底层的痛苦，却不能理解政府的难处，我把一切理想化。

“以我此时之心，我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真是荒唐，以前我还认同它的价值，现在我发现自己的肉躯成了某种思想的奴役工具。‘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为谁辛苦为谁甜’。我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我在问自己也在问别人，结果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迷迷茫茫仿佛做了一场梦。”在《最后的自述》中他说。

12月11日，被问到如果能回到小时候，他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时，他把自己的“偏见”归结于思想的迷乱。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如果重新开始，“我认为知识越多，越让人迷乱，我只想当一个农民”。

媒体语境中，他被描述为穷凶恶极的形象。他自己则这样认为：“如果现在依然按照‘希望的角色’把我塑造成疯狂的魔鬼，只会带来更多的疯狂。我希望自己曾经希望的角色永远不要成为现实。我想告诉人们，伍勇的内心矛盾而痛苦，他不幸而又带给人们不幸。”

11月28日，一审判决后，伍勇写了一首诗《一切行将结束》：“一切行将结束/为了获得一种凝视的意向/我决意与人间诀别/是谁/牵引了我的心/是谁/错乱了我的行为/突然我从海子的墓前走过/仿佛寻回了诗人的心/我在描述那种莫名的伤意/又好像在倾诉那种无奈的冲动。”

时光回溯到二十多年前，乡间少年伍勇喜欢在山坡田地戏耍，最爱是门前的大桑树。

二十多年后，在狱中，他在名为《我是谁》的文章中写道：“我家门前有几棵大桑树，左侧是大柳树。我经常爬到桑树上，仰望着天空。我只觉得蓝天很美，白云很漂亮。”

（采访蒙《新三江周刊》及其记者李冠男帮助，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