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十大传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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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财经”困局折射“制度设计”缺陷

事件回放

11月10日，媒体纷纷报道胡舒立离开《财经》的消息。尽管胡舒立与《财经》投资方即使分手也依然在“相互感激”，但媒体舆论的意见并不统一。“理念之争”更是被作为首要原因。据媒体报道，《财经》创办伊始，为便于运作，胡舒立曾与投资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联办”）“约法三章”：胡舒立自己负责所有的编辑工作，投资人不能干预，采编与经营分离。借这样的地利，《财经》在短时间内就推出了诸如《基金黑幕》、《银广厦陷阱》、《谁在操纵亿安科技》等一系列重磅报道，名动江湖。胡舒立因此被《商业周刊》冠以证券界“中国最危险的女人”。但有媒体透露，从2009年7月中旬开始，原本按照“约法三章”基本不介入采编业务的“联办”开始了经常性的审稿。胡舒立团队高度重视网站，于2008年强势启动了“财经网”，媒体报道说，财讯传媒并没有给 与 足 够 的 支 持 ， 而 仿 效BLOOMBERG设立财经通讯社的努力，也无疾而终。据此，有媒体认为财经事变关键在于理念，理念之争包括新闻理念和发展理念。还有舆论说，是利益之争，而且站在投资方与站在经营团队的角度来谈“利益”，看法也不一样。

【点评】　　　　　　　　　　　　　　　　　　　　　　　　　

跟随胡舒立出走的几乎是整个 《财经》采编团队，显然，这绝非一时冲动。从办报刊的角度而言，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内部争斗包括理念与利益两个方面。那么，财经事变属于哪一种？或许兼而有之并有着内在的联系呢？首先是“利益”。投资人当然希望利益的最大化，如果触犯了最大化就会产生特殊的举动。而作为经营方的首脑，要维护自己乃至整个经营团队的利益，也是很自然的。既然大家都需要考虑利益，就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也就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妥协的办法。发生矛盾后通过谈判或能解决问题，但难以持久，其局面难免处于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的恶性循环中。因此，有利于双方的“利益”制度设计不可或缺。我们再回过头来谈理念。办报的内容理念与底线，也与这种的“利益”制度设计有关。因为，没有理念的话，报纸办不好，大家的利益都受损；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把握好底线，报纸被责令停刊，同样会导制各方利益受损。因此，大家都会自觉找到报道的平衡点。再讲发展的理念，是着眼长远发展，还是考虑眼前的利益，长远发展的投入要多大，这类问题只要大家的利益捆在一块，就能得到妥善的处理。由此可见，“利益”激励的制度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不然，胡舒立走了，下一个“胡舒立”能否“安分守己”呢？不管如何，《财经》事件对局部来说，也许不是好事，但对全局来说，对传媒界和介入资本的投资人来说，却有着很强的警示意义。

七 中华新闻报退出彰显行业报定位：市场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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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28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中华新闻报》宣布停刊，成为首家倒闭的中央级媒体。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发布的《中华新闻报》停刊清算公告中，将停办原因归结为“经营不善，严重资不抵债，无法继续正常出版”。

【点评】　　　　　　　　　　　　　　　　　　　　　　　　　

中国记协差不多拥有全国的记者，却办不好一份报纸。还真有点不可思议。但只要考量一下该报的尴尬定位、分析一下深化改革下的行业报的生存环境，就不难理解。中国的报纸能生存：一是市场化程度高，完全靠市场打拼，比如都市类的报纸；二是权威性强，有政府资源的支撑，比如党委机关报；三是背靠大机关、大企业，主管主办单位意思一点就足以支持；四是口碑好的行业报，业内欢迎，发行不亏，广告更有的赚；还有一种行业报尽管办得困难，并与主管机关脱了钩，但仍能得到主管方暗中变相 “庇护”。上述几种，有的正常，有的不正常。但在未深化报业改革的情况下，无论“正常”还是“不正常”，并不影响生存。但随着报业改革的深化，依靠领导部门“庇护”之路越走越窄，许多行业领导部门也觉察到，在他们庇护下的某些行业报不仅不能给主管单位带来利益，甚至还成为其累赘，甩“包袱”也就顺理成章。退出“庇护”，走向市场，这才是安身立命的长远之计。

八 上海高层高姿态回应舆论，“钓鱼事件”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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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4日，18岁的上海青年孙中界驾车顺路搭客，不料却被路政部门认定为“非法营运”。为证清白，孙中界自断手指。然而，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调查后发布公告，确认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且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此结论激怒了一众媒体和网友。一时间，中央、地方媒体大举介入，新旧媒体形成合力，造成强大的舆论攻势。上海市方面组成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组成的调查组，展开新的一轮调查。最终认定原调查“与事实不符，误导了公众和舆论，损害了上海和浦东的形象”。

【点评】　　　　　　　　　　　　　　　　　 　　　　　　　　　　

过去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发生了有争议的执法行为之后，只要调查组下了结论就只能“封口”了，面对舆论质疑也置之不理，而且上上下下“口径”高度一致。但发生在上海的“钓鱼事件”中，上海高层面对媒体和社会舆论对下属的调查结果的质疑，采取了积极的回应的态度，并最终促成真相大白于天下。对媒体揭露下属单位的错误行为，是积极回应舆论还是压制舆论，或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这对各级党委的执政能力是一个考验。如果官官相护，不仅不能清除旧的积习，影响政府的形象，而且也有可能使矛盾升级，变得不可收拾，影响社会的安定。只有主动接受媒体舆论和社会舆论的监督，认识到民心可用、民怨可畏，才能化危为机，推动良政和善治。

九 关注民生的舆论力量为“开胸验肺”的张海超讨回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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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张海超身体严重不适，经郑州市二院、省胸科医院、省人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等多家医院检查，诊断为尘肺。但仅仅因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法定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诊断为肺结核，迟迟得不到赔偿。在多方求助无门的情况下，28岁的张海超不顾医生劝阻，于2009年6月22日在郑大一附院做了开胸手术。用赤裸裸的两叶黑肺讨要公道。这一悲壮的维权经媒体报道引起了包括卫生部部长、河南省省委书记在内的高层和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卫生部派出专家督导组赶赴河南组织专家会诊，最终确定为尘肺。张海超终于获得企业工伤赔偿。

【点评】　　　　　　　　　　　　　　　　　 　　　　　　　　　　

“开胸验肺”折射出弱者维权的艰难，也看到媒体关注民生产生的强大的舆论力量。按照国家职业病防治的有关规定，职业病的鉴定由当地职业病防治所进行。职业病诊断、鉴定需要用人单位出具相关证明。如果没有媒体的关注并引发了强烈的社会震撼，即使开胸验肺也许还是徒劳的。这起事件的报道是典型的民生新闻。民生新闻要关注民众的生存、生活和未来发展，关注国家有关这方面的决策。像张海超这样的病人，毫无疑问可以按国家的有关规定给予关爱，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爱。“开胸验肺”事件给媒体一个有益的启示：媒体应将为民众排忧解难列入民生报道的视野，这既是媒体的责任，也是媒体“三贴近”的体现。

十 舆论监督为王帅的表达权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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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因在天涯社区发帖反映市政府违法征地，在上海工作的河南灵宝青年王帅遭遇灵宝警方跨省追捕，押解回乡，拘留原因是“涉嫌诽谤政府，败坏政府名声”，污蔑政府抗旱不力。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在看守所里关了八天后，警方又称证据不足，王帅取保候审。《中国青年报》等媒体连续跟进报道，质疑灵宝政府的举措，最后，当地政府向王帅道歉，予以国家赔偿，并称以后要善待网民监督。

【点评】　　　　　　　　　　　　　　　　　 　　　　　　　　　　

灵宝市地方政府违法征地行为属实，起初不仅没有对违规者有半点“严肃处理”的表态，而先为保某些官员的头上乌纱，动辄以“诽谤政府”之名对网络民意实施刑罚，挑战普罗大众的民心。王帅只是借助了网络行使公民对政府的监督权。退一步说，即使提出的意见不一定完全准确，甚至是错误的，就可以随便对公民追捕吗？公民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对政府的工作提出不同意见纯属正常。公民对政府内情不完全了解，如果一旦说错就诉之法律手段，还有谁敢说话。地方政府应当尊重甚至敬畏网民的言论自由，学会如何合理合法合情地处理信息时代他们不喜欢的舆情民意。表达话语权时偏激，甚至说错了话，与恶意诽谤是两码事。如果混淆起来的话，未说错话的王帅放了，说错话的“王帅”就有可能抓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