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他们更富了，还是……

终于在城里买房了

32岁的农民工杨刚华在2009年迎来了人生的一个转折——他在打工的城市西安买了一套自己的房子，孩子也接到了西安上学，真正成了有家有业的西安人。

杨刚华买的房子在西安古城东门外，49平米，总价20万。6万首付自己交，剩下14万找银行贷款。稍事装修后，杨刚华终于如愿住进了自己的房子。

西安的房价最近几年一直在上涨，但涨得很慢，城区位置不偏的地方，房价从10年前的两千多，涨到今天才均价5000左右，与一线城市不可同日而语，这让杨刚华这样的打工者有希望在这里安居乐业。

现在，杨刚华每个月要付房贷1060元，孩子中午在学校附近的“小餐桌”吃饭每个月要350元，家里人吃饭每个月要两三百，再加上其他零用钱，他一家三口每月的支出在2000元左右。

杨刚华现在西安东门外一家叫诚净和的连锁蒸饺店当厨师，每月可以挣两千一二，他的妻子在宾馆当服务员，每月可以挣八百多，夫妻两人每月的收入加起来有3000，除去开销，每月还能存下1000左右。

杨刚华对目前的生活还算满意。陕西三原县农村的杨刚华，1994年17岁从农村出来到城里的餐馆打工时，只能当个小工，每月只有60元的工资。2006进入诚净和餐馆时，他已经是个成熟的厨师，但一开始试用的工资只有1200元。

杨刚华炒菜、调菜味道还不错，最关键的是人踏实肯干，几乎一年四季从不请假，与老板相处融洽，老板于是一路把工资给他调上来，直到现在的收入——当然，饭店里的其他服务员并没有杨刚华工资这么高，但试用期工资也从2006年的五六百逐步上涨到现在的800以上——老板还找熟人帮杨刚华的儿子到附近的小学入了学。

杨刚华兄弟三个，在村里过得都不错。大哥也在城里买了房子，另一个兄弟虽然没在城里买房，但也在老家盖了一幢两层的小楼，花了14万，并不比杨刚华花的钱少多少。

“老家的青壮劳动力基本都外出打工了。夫妻一起外出打工的，手紧点，一年也能存个两万。”杨刚华说。

杨刚华的老板告诉他，进城来买房的人很多。给诚净和供菜、供粮、供冷冻食品、供干货的小个体户，都是农村出来的，最近几年也都在西安买了房。“别小看卖菜的，他们一年存个五万不是难事。”老板说。

于是，西安出现了一个景象：农民工有可能买得起房子，但很多在中小企业就业、工资只有1000左右的大学生，却只能望房兴叹。

没钱时，我什么都干

几个月的静修和读书，毛晓思考了很多。对于个人出路，他的结论是最好进入体制内吃财政饭。

没有女友，也没有憧憬——二十七岁、农村出身、大学毕业四年的毛晓已经失业半年多。今年春天在沿海一个大城市再次失业之后，毛晓改变了四年来每次失业后都马上重新找工作的习惯，毅然回到了内地家乡的省会城市，因为那里生活成本要低些。

在省会郊区一所大学附近花150元月租租了一间农民房后，毛晓开始了他的新生活。“我要养病。”毛晓说，长期干销售把身体弄垮了，尤其是肠胃，因为陪人喝酒和长期出差生活不规律，病情已经很严重，必须调养了。

因为没有多少积蓄，毛晓现在尽量省着钱花。他每天到大学食堂去蹭饭吃，除了餐费和房租，基本没有其他开销，每个月的支出只有450元。

没事的时候，他就看看书，状态实在不好，就去网吧消遣。几个月的静修和读书，毛晓思考了很多。对于个人出路，他的结论是最好进入体制内吃财政饭。“我们同学中混得好的，要么是公务员，要么在事业单位，要么在垄断国企。”毛晓毕业于内地一所普通大学，属于同学中综合素质比较高的。

当初之所以义无反顾地出去闯荡，是因为毛晓看到比自己早四五年出去闯荡的校友，都混出了个样子。“那时候我还相信自己的能力，认为自己会成为先富起来的少数人。”

但是，现实比他想象的残酷得多。一开始，毛晓曾有过做教师的机会，但两三个月下来，他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于是离职。不久，在过关斩将之后，他进入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在市场和技术支持部门工作。

初来乍到，人格被践踏的屈辱，常常让这位奔走在大街上的年轻人接完一个电话后就抑制不住泪水。两三个月之后，他有所适应。“我当时想，要学勾践，熬过三个月试用期，我就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

突出的业绩，让毛晓如期转正，工资也增加到两千多。

但是，上级仍然把他“当奴隶使唤和榨取，不停的加班，领导一个电话，不管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他都得立刻赶去，任何时候都不给你丝毫说话的机会”。

在这个“把女人当男人使，把男人当牲口使”的环境，新招的业务员能跨过试用期的不超过10%，几乎每天晚上十点之前都无法下班，而好不容易做出的业绩，却常常是被领导和老业务员计入自己名下。按规定，两年下来毛晓的业绩提成应有8万元，但最后兑现的只有一万多。

残酷的环境几乎使得多数业务员心理变态。“大家当面都是朋友，但背后都在算计。其实只是为了生存。”

长期扮演勾践，毛晓终于感动了“夫差”，最终，在数十人的竞争中，毛晓被提升为经理。不久他就意识到，前任经理这么残酷，不是因为人坏，而是制度使然——总部只给很少的业务经费，底下要想做业务，就必须自筹经费。

毛晓很快还发现，他们这些合同一年一签的所谓公司“员工”，跟那些有编制的同事大不相同，不仅收入比不上他们，没有公积金，最重要的是，“他们工作轻松，可以有自己的时间，过得还像个人”。

虽然与毛晓一同进公司的几个重点院校毕业生满怀希望地想转为集团在编员工，但最终他们要么被开，要么熬不住自己走了，“事实证明，这是幻想。”两年后，毛晓也离开了这家他工作时间最长的公司。

2007年，在一家国内知名的软件公司，毛晓找到了第三份工作，依然是销售，但进了公司才知道，实际上是给领导跑腿打下手，转正工资只有两千多，在这里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半年后，毛晓再次离开。

再找工作，毛晓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感受强烈，对总是受人驱使和压迫耿耿于怀，于是去一家提供企业信息化服务的“国有校企”应聘，成为该校企一家分公司的人事部兼业务部经理。

有机会独当一面，毛晓立即将自己以前工作中的经验学以致用，建议老板把工作分解成多个环节，专门招收大学刚毕业的学生，让他们干低级简单的工作，有眉目的自己再接过来做，学生们临近试用期结束立即找各种正当理由辞退，以节省成本。

很快毛晓明白，这个所谓的分公司，不过是分公司老板个人的销售外包公司，而这个有着名校和高科技双重光环的公司，其信息化产品不过是一个本科生的毕业设计水平，而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其实是兼任大学教授的公司股东们，利用本校的上学机会，与地方官员建立的关系网和利益网。

不过公司把毛晓的工资提高到了3000。

不幸的是，不到一年后，金融危机来袭，出口制造业危机加深，公司业务量锐减，总部决定重组裁员，毛晓被裁后，老板欠他的2万元奖金也没了着落，他不得已通过劳动仲裁讨要，但只要回了几千块钱。

痛定思痛，毛晓对自己的人生之路再次反思，他发现轻松赚钱的都是垄断国有企业，于是决心向垄断性国企包括他们的外围靠拢。

2008年底，他进入了一家大型煤炭企业领导私下开设的煤矿设备贸易公司，职位仍是销售，主战场是山西。

三四个月后，在毛晓还没有谈成一笔买卖的时候，山西煤炭整合开始了。老板把毛晓叫来，告诉他有机会再合作——毛晓又失业了。

“其实我干过的工作有十来个，上面告诉你的是主要的。失业没钱的时候，我什么都干过。”12月17日晚，毛晓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在大学同学中不是最差的，大约有一半多的同学还不如我。”

现在，毛晓在全力以赴报考公务员。他发现，有的地方政府部门在狂敛报名费，一次公务员考试，报名费收入就能达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招聘流程和考试过程中也有很多让人想不明白的地方。最近一次公务员面试中，毛晓和另一位编外民办老师以小组前两名的成绩被淘汰。“《蜗居》中的海藻海萍，比我们这些农村出来的大学生还好些，他们的父母在事业单位，他们还能啃老，我们行吗？”毛晓感叹。

（应被访者要求，肖果和毛晓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