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故事：一个国家，三个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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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当局已开始消除一些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阻碍农村-城市迁移的关键障碍（比如，户口或户籍制度），以加速城市化 

一个国家，三个经济体

中国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差距。从最广义的层面上来看，中国存在三个经济体：东部、中部和西部。这三个地区的收入水平相差较大——事实上，中国的地区收入差距大于美国各州之间及欧元区各国之间的差距。

在中国经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经济衰退的冲击时，各地区所受影响的程度也相差较大，这主要取决于各地的初始情况，如总体经济结构，尤其是对外需的依赖程度。两类省市：直接依赖外需（如上海、浙江、福建），以及主要的自然资源商品产地（如山西、宁夏、青海），受危机影响最为严重。

然而，无论其受危机影响的程度有多深，所有地区都采用了同等力度的政策措施。这一情况反映了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特殊性质。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地方政府对于发展当地经济一直有着相对较强的利益驱动。在决定危机反应政策支持力度时所采取的这一看似平等的做法，实际上是各省政府之间相互竞争以及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激烈的讨价还价的结果，因为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想抓住本次全球危机所带来的机遇，通过政策刺激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尽管事实上中国存在着三个经济体，但是所有地区采取的都是同一套政策——这意味着，政策的刺激力度对于有的地区刚刚合适，但对于其他地区却过于宽松。

政策反应不分地区差别，而政策的力度则根据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的情况决定。因此，在此次经济衰退中，中国各地的增长趋势将出现明显的分化。那些在此次全球经济衰退中受影响较轻的地区，所获得的政策支持可能除抵消外部需求冲击的负面影响之外还绰绰有余，而业务集中在这些地区的企业，它们的表现可能远远好于中国的宏观经济。

事后看来，现实的情形确实如此。

目前，尽管全球衰退最不稳定的阶段已经过去，但我们预期，区域增长的不平衡和随之而来的缩小地区差距的努力将继续成为主要的经济和投资主题，尤其是考虑到当局正重新强调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我们预期城市化将成为中国下一个十年的主要增长动力。城市化预计会给中国经济结构——内需与外需、消费与投资、服务业与制造业——带来有意义的变化，但最深刻的影响可能会反映在区域经济方面——缩小一个国家中三个经济体之间的差距。

无危机，无改革

经济危机带来经济改革，从而抑制相关的扭曲，释放出生产力和效率。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和城市化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取得非凡的经济成就的三个关键支柱。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当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时，中国启动了市场化改革。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源于农村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走上正轨，为了深化城市改革，中国指定14个沿海城市可以接受外来投资，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这是中国经济向世界开放的决定性一步。到了21世纪初，随着国内改革动力不足，经济增长也开始徘徊，中国当局加倍努力，谋求加入WTO。2002年底，中国加入WTO，使整个经济在全新的水平上融入全球一体化，推动了一系列强硬的改革措施出台，催生了新一轮的高增长和快速发展。

但2008-2009全球大衰退的爆发以及它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使人们意识到，中国从开放和全球化中所得的收益可能已趋于峰值，现在中国必须促进国内需求，以保持今后的可持续强劲增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为，城市化这个迄今一直落后的改革领域，将为未来十年的强劲增长发挥更大作用。最近，当局已开始消除一些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阻碍农村-城市迁移的关键障碍（比如，户口或户籍制度），以加速城市化。

城市化不足

尽管经济快速增长，对城市化产生积极影响，但迄今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很大程度上是被动适应被改革和开放不断重塑的现实的结果。

与其他处在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很低，尤其是与它的工业化程度相比时，后者是经济史上的奇迹。

根据钱勒里及其同事在经典著作《发展模式》中的发现，一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很强的相关性。但中国似乎是一个例外。

到2008年底，中国的人均GDP已达3266美元。根据发展模式一书中的标准，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应该是56-58%。但到2009年底中国的这一比例只是46%，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

城市化的相对不足，反映出对中国农民向城市迁移的障碍，特别是户籍制度。

毋庸置疑，对农村人口往城市迁徙，虽然导致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但并不违反中国的外向型战略——由于有低成本的劳工供应，外向型战略表现出强劲的竞争力。但是，朝前看，当发展战略转而更为倚赖内需作为增长动力时，是时候反思城市化的作用了。城市化将带来什么？

放松对城市化的限制，将消除又一个——也许是最后一个中国经济的重大扭曲。特别是，它有助于释放“压抑已久的”城市化的需求，不仅保持较长久的投资需求，而且最终有助于刺激私人消费。

过去10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相当快，平均每年增长1%，2009年达到46%。如果这个速度继续保持十年，可以预见，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8%。如果城市化的步伐加快至每年增长1.5%，由于目前城市化是优先政策选项，这很有可能，到2020年，城市化率将达到63％。这意味着到那时为止，每年将有1200万到2000万农村居民成为城里人。

根据中国的区域数据，城市化通常伴随着强劲投资和对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的强劲需求。此外，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还将带来零售的增长和对住房、电力、汽车和移动电话的强劲需求。

农村投资一直低迷，这导致农村地区的资本存量低。我们估计，农村人均资本存量为2.74万元，或许仅是2008年城市水平的四分之一。城市化需要更多的公共投资（即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和更多的私人投资（即住宅物业），以满足新移民的需求。

以农村和城市的人均资本存量差距作为城市化的投资数额。此外，假设一位农村居民成为城市人后，需要5年时间弥合资本存量的差距，预计在未来十年，城市化会带来15.7万亿-21.7万亿的增量投资，相当于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5%-63%。

收入和消费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仍然相当大。据官方统计，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是农村居民的3倍。预计，如果城市化后的农村居民，其消费达到目前城市居民的水平，则有可能在2011-2020年带来3.5万亿-5万亿的增量消费（或约为2009年GDP的10%-14%）。

整个国家较低的城市化平均水平，掩盖了地区发展的参差不齐——东部地区的平均城市化超过55％，西部地区只在35%-40％之间。在城市化的政策下，低城市化省份可能将赶上相对较高的省份。

与住房有关的消费是城乡差距最小的：农村居民的花费是城镇居民的53%。这表明：1.中国的家庭，不论城市或农村，往往愿意花更多的收入在住房上；2.城镇居民对住房的现金支出相对较小，如许多城镇居民拥有住房是房改的结果，住房一次性从国家转移到私人公民手中，并不涉及现金交易。

政策

预计当局将在未来数月公布更多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具体措施。取消相关管制的措施可能首先在中小城镇施行，也有可能针对已在城里工作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家人及亲属。一些激励政策——如通过在城区购买房产获得城镇居民身份——已经几个城市试行。预计，中央政府将提供政策指导，在设计各自的激励政策方面，地方政府可能会得到相当大的自主权。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