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人】为什么灾难与私有化同时发生

不少记者的报道，很容易变成流水账，就如一个没装东西的布袋。加拿大女记者兼作家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却不同，她不仅发掘了树木，也为我们展示了树林，并且形成了一种近乎于有系统的学说，一说出来便令人恍然大悟。

新自由主义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后，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过程都是继天灾人祸而出现的现象，克莱恩提出质问：为什么灾难与私有化两者看似毫不相干，却同时发生？新自由主义真的关乎自由吗？

这一问，令她写成一部《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一面世即高踞美国畅销书榜，迅速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包括韩语和越南语。其实，克莱恩的处女作《NO LOGO：颠覆品牌全球统治》早已成为反企业全球化运动的圣经，英国《泰晤士报》、《展望》杂志及美国《外交政策》都把克莱恩评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

在《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克莱恩一开始就指出，新自由主义者乐于看见灾难，同时也积极制造危机，为什么？

已故芝加哥大学自由经济学派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说：“只有危机才能产生真正的转变。当危机出现，人们便会根据眼前的理论思想来采取行动。”

弗里德曼的放任经济主张便是在危机中借机出笼，成为人们眼前的理论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过去全球政经发展。可是，这批新自由主义者巧妙利用灾难来推动他们的隐蔽议程，以获取最大的政经利益，这正是克莱恩所要解构的“灾难资本主义”。

她表示：“当代自由市场的历史是在震荡中形成的……过去35年来最不名誉的反人权事件，不单是由非民主政权所制造出来的，所谓的民主政权一样可以通过刻意恫吓公众，为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铺路。”

远的暂且不说，近的就有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南亚海啸、新奥尔良水灾和“9·11”恐怖袭击，都一一为新自由主义者提供了推销他们主张的大好机会。

克莱恩告诉我们，早在1940年代，欧美精神治疗师开始对电极震荡进行研究，测试震荡方式是否能对病人造成失忆而加以改造。这一实验慢慢引起美国中情局的兴趣，后来更得到财团支持，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合作，当时就是由弗里德曼带领他的“芝加哥子弟”，将电极震荡原理应用在国民经济上。第一个成为他们放任政策实验品的就是南美的智利，而他们采用的手段正是“休克疗法”。

“芝加哥子弟”首先挑选了要改造的人物，这就是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他们邀请他到芝加哥访问，向他灌输弗里德曼的经济思想，然后发动政变，扶植皮诺切特上台。在一片混乱中，智利人民处于迷惘状态，好像给震荡过一样。不过，更大的震荡还在后头。

皮诺切特一上台，即大规模杀害和拘禁异见者，制造白色恐怖，人民处于极度恐慌，无法抗拒皮诺切特所进行的全面私有化，而弗里德曼的新自由经济政策正式上场。

实验成功后，智利模式继续推进。在中情局的协助下，智利邻国阿根廷及好几个南美国家纷纷发生兵变，军人先后掌权，他们一方面进行恐怖镇压，另一方面奉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为神灵，从政治到经济都经历了一场“休克治疗”。

美国已故总统里根和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把弗里德曼的学说发扬光大，新自由主义自1980年代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

克莱恩说，弗里德曼理论在南美的实验换来了社会的不公义，使该地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例如高经济增长却低度发展、财富严重分配不均、贫富极度悬殊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也经历了“变天”，自由市场经济借机“侵占”了东欧，从东欧到苏联，均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些机构推销以弗里德曼学说为改革基础的一系列私有化方案，这一方案也被推销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的重灾区。

此外，踏入21世纪，由“9·11”恐怖袭击带来的两场重大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同样向跨国企业大开方便之门，两国经济全面走向私有化。

接踵而来的“卡特琳娜”飓风肆虐美国南部新奥尔良沿海地区，南亚海啸造成大规模生命与财物的损毁，都成为克莱恩的研究个案。她说：“这些天灾人祸看似互不关联，但背后都可看到其共同性。”

现在，无论是新奥尔良或是南亚海啸后的灾区，居民发现一夜间在重建中失去了原有的基本福利，变得无所依从，从日常用品到房屋供应都变相地由跨国企业接管，生活更加困难。跨国财团利用灾难介入别国各领域，来推动他们的私有化项目。

上述灾难有一定的休克作用，休克的效果则变成了灾难资本主义所要凭借的一个台阶。

不过，最骇人的就是这种“休克”实验，美国竟用来处置他们眼中的“恐怖分子”。伊拉克战争就是美国悉心策划的“邪恶”手段，为伊拉克人民带来极端的震荡，从而对伊拉克及其人民进行彻底改造。无论在囚室里，或者是在伊拉克的土地上，美国正做着一个“伟大”的实验——“休克治疗”，不是为了大众福祉，而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

不过，克莱恩认为，天灾以外，无知造就更大的人为灾难，惟一可以冲破灾难资本主义的手段，就是以知识武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