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地方融资平台不能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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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资金链或将断裂？

去年银行开闸放大水，全年9.59万的新增贷款据说有40%流入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从2008年年初的1.7亿膨胀到去年年底的五六万亿，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风险陡增。

银监会更是把可能透支地方政府信用的地方融资平台列为今年银行业三大风险之首。

2010年1月在国务院四次全体会议上，温家宝要求“尽快制定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措施，防范潜在财政风险”。

在金融监管层和舆论推动下，各大商业银行在春节前后开始控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新增贷款，甚至考虑逐步退出。

然而，国家发改委却在这个关键时刻表达了不同意见。

年初，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司长徐林撰文，呼吁正确看待地方融资平台对地方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积极作用，“特别要注意防止矫枉过正，使地方投融资平台正常运营的资金链断裂，导致潜在风险的显性化。”

外界普遍认为，批项目的发改委和实施项目的地方政府是利益共同体，所以会倾向于为地方政府破纪录举债搞基础建设的行为辩护。在这里，我们有必须搞清地方融资平台的来龙去脉。

中西部政府负债可控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上海和苏州为典型，长三角为全中国创造了一种新增长模式：地方政府依靠土地增值资金，快速完成城市基础实施，进一步招商引资，使城市化和工业化成为经济增长的双动力。

而差不多整十年之后，中西部各省级城市，包括部分地县级城市，才开始模仿这一发展模式。

有意思的是，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增长的主要动力，已越来越多地从东部转移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如火如荼的中西部。

除了内蒙古、山西这样的资源性省份，中西部地方官员的眼睛是雪亮的：谁能熟练充分运用政府融资平台这一工具，通过借贷超前完成基础设施和城市配套，谁就能快速城市化，并为工业化的招商引资创造条件并快速推进工业化，也就能创造最大的政绩甚至也包括个人致富的机会——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名、利、权三收的一箭三雕的过程，有百利而无一害——如果真有害，相对于中国通常三四年的任职周期而言，也不在个人承担范围之内。

2009年，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增长分别达到17.3%、14.9%和14.5%的合肥、重庆和西安等中西部城市，最近六七年地方融资平台负债规模的连续高速发展，清楚表明了地方融资平台所支撑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中的先导作用。

实际上，与多数人的想象相反，南方周末记者在江苏、陕西、安徽等地的调查表明：已长期熟练使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沿海政府，其债务负担往往远超过内地，而银行更为热衷放债的中心城市融资平台形成的隐形债务负担，也往往远大于小城市和区县。

目前，沿海和内地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内地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的过程，目前发展的重心在大中城市；而沿海，则是后工业时代和相对滞后的城市化的纠结，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过度膨胀，已经导致了诸多大城市病，发展的重心理应转向通过发展小城镇，来实现城乡一体化和社会协调发展。

因此，对于中国中西部迅速扩张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而言，虽然财政和金融风险不断上升，但背后却有中国如火如荼的同样迅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支撑。如果处理不当，打断这一进程，中国经济空间转移、结构调整的步伐，可能被严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