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不懂夜的黑

台湾近20年的历史有一半从这里出发,充满有理想、有预谋的荷尔蒙。

台北的仁爱路转进一个弄巷,有一家“阿才的店”,是党外运动时名噪一时的窝子,施明德和陈水扁,当年都是熟客。1987年台湾解禁时,老板阿华在这里开业,几十平米,无数人在这里浇过胸中块垒。有新闻说,今年夏天这家老字号就要被阿凡达了。

台湾近20年的历史有一半从这里出发,充满有理想、有预谋的荷尔蒙。几年前我应邀去东吴大学。晚间,一群绿营的青年干部,拉扯与会者到阿才的店。吃过的菜大多忘了,只有一道“常堕落”不可能忘,就是大肠、四季豆加猪肉。这家店和川菜大概有渊源,下水用得很多。四川的火锅喜欢吃“下水”(各种动物内脏)。四川话骂人也说,你下水吃多了?

下水,以往都是穷人的吃头。早年的民进党人不富,所以吃下水,吃多了,就“常堕落”。这个悲剧,其实是全人类的。陈水扁的故事,如果只是半截的坏蛋,台湾就白出了个阿扁。施明德也在这里吃过下水,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说,在《圣经》世界观眼光下看,陈水扁就是施明德,施明德就是陈水扁;国民党就是民进党,民进党就是国民党。再说下去就要挨骂了:其实中国人就是日本人,日本人就是中国人。

那个晚上,我很奢侈地,回到了历史现场。墙上,贴着“小心匪谍”、“隔墙有耳”。对面,挂着民进党诸侯的题字。饭桌上,几个党中央的少壮派朝气蓬勃,对时局挥斥方遒,对自己的党哀其不争,几至流泪。我仿佛看见青年陈水扁,坐在当年的同侪中,忧国忧民,痛心疾首。把酒一干,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调查局的密探,就在身后,悄悄拿笔记着,回去交差。

这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在过去一百年里,这个民族的精英分子,颠了多少次倒,翻了多少回梢,依然跳不出魔鬼的掌心。民主的意思,是对独裁者的拦阻,不是对反抗者的加冕。权利的意思,是阻拦国家用强制手段干预个人选择,不是赋予个人选择以德性。选择的意思,是要死要活都可以。从个人主义价值出发,“权利”的结果,好像列侬唱的,“Let me be”(别管我啦)。但从普世主义价值出发,“权利”的结果,往往也是“Go to hell”(下地狱吧)。

台湾之子,两颗子弹的故事,最大的教训是叫人知道,民主是好东西,而好东西是更好的东西的敌人。制度一定有好坏,好制度通常可以减缓“常堕落”的速度。但民主和权利本身在伦理上是中性概念。反抗独裁很可能是正确的。但自古以来,反抗独裁的人,却往往因为被反抗者在伦理上的破产,而在自我德性上虚假注资,从一个仅仅有正当理由的反对者,升值为克尔凯郭尔说的“伦理英雄”。

人类波动最大的股市,是在公共领域买壳上市的道德观。看一个人的道德行情,不是看他对妻子如何温存,是看他激扬文字的檄文。我在多年前,曾希望自己是小施明德,其实只是小陈水扁。当我无法抑制地对最亲的人扔出冷言冷语;过后5分钟,我又不可抑制地想起了整个国家的苦难。我忍不住想,刚才和我吵架的那个妇人是多么庸俗,她竟然不理解自己的丈夫心里装的都是“中国怎么办”这种伟大命题。

按我菲薄的经验,我以为,吴淑珍女士在婚姻、人生中忍受的伤害有多深,她在“第一夫人”的地位上对金钱的贪心就有多深。她不是嫌钱少而是嫌爱少。按我有限的洞见,陈水扁先生在婚姻、人生中遭遇的谎言有多深,他在寡人宝座上对金钱的贪心也就有多深。他也不是嫌钱太少,是嫌真正的尊重太少。

政治心理学可能比政治哲学更重要。有牧师说,“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这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危机。民主的威力,只配打倒独裁。但缺乏爱与尊重的男女,却可能败坏整个政权。

我略为惆怅,因为影院里看片的人竟然不多。这可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国内公映的、民主制下的阴谋论影片,或第一部关于民主选举的国语片。华人世界,要拍这样一部片子,代价之高,必须等一个政权垮台,等一个政权点头,还要等一个政权望风。对我们而言,甚至可以假惺惺地模仿张爱玲,说,“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这部电影,所以一个陈水扁倾覆了。”

台湾不珍惜民主,刘国昌不珍惜台湾,我们不珍惜电影。

2008年,陈水扁一倒,刘国昌就拍了此片。社会纪实加香港电影桥段,可惜影片最大的肤浅,是忘了那家“阿才的店”,忘了这一票人当年慷慨歌燕市的少年情怀。将陈水扁的黑枪,简化为全然败坏的阴谋,其实是把民主制下的贪渎和威权制下的残忍,集中在一个品牌上了。

历史一旦被简化,人性就必然被美化。因为历史的最低目的就是为人性的复杂与堕落,提供细细展开的舞台。若不是人性罪恶罄竹难书,历史就用不着这么漫长。

也可能,因为我在“阿才的店”吃过“常堕落”,所以剧中秉持正义的警察、“红衫军”天下围攻的宏伟场面,都不能使我像画外音一样觉得人类有希望。因为比这些更勇敢的反抗,广场、法庭、监狱、绿岛的小夜曲,当年来“阿才的店”喝酒的人们,一一承受过。这一切磨难,在公众眼里,通常是道德上的优良资产。事实证明,却成为受害者上台后堕落的加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