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川官员财产公示之后 官场反应为何“相当平静”

黎川纪委副书记杨应庚原先以为黎川县科级干部只有三四个人有两套房子,结果有10个人有两套房子,而且也不止胡骁一人有私家车。

责任编辑:马昌博 郭力 李梁 资讯 陈斌 实习生 何谦

黎川纪委副书记杨应庚相当满意。他原先以为只有三四个人有两套房子,结果有10个人有两套房子,而且也不止胡骁一人有私家车。

黎川县新任科级官员王胜春(化名)最近很烦恼。4月底,在县纪委的要求下,他和另外18名新任科级官员的财产被公示。结果,耳边仍不时传来这样的议论:“看不出来呀,原来你那么有钱,隐藏得好深啊。”

王听了心里很不舒服,但还是耐着性子向对方解释:“那个店面不是我买的,是在我婚前,父亲送的。”

4月27日,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纪委在政府大楼下的布告栏里,公示了19名新任科级官员财产,内容之细致创全国之最。王胜春的家底被兜了个遍:年收入2.2万元;6万元的50平米粮油车队店面一套(备注:父亲赠送);存款10万……但一家媒体报道时略去了“父亲赠送”和“6万元”的字样,低调的王由此“一兜成名”。

官员财产公示,这个听起来十分遥远的字眼,突然降临在这个中部贫困县城19名科级干部身上。如同一块外来的石头,砸入黎川县城的风平浪静的水中,官员财产公示的政治冲击波,对这个县城的政治生态有何影响?

操刀者:常规工作外,怎么体现地方特色?

“你是我接待的最后一位记者。”5月8日,黎川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杨应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担心舆论绑架政府。”杨是财产公示的操刀者之一。媒体跟进后,一些评论令杨应庚始料未及。

去年底,黎川县纪委讨论下一年的工作时,当时考虑“除了常规的工作之外,怎么体现地方特色”。纪委书记姚英华首先提出了科级干部财产公开的想法,得到了大家赞同。

“中央有精神,社会有呼声,虽然上面没有要求,但我们可以形成小环境。”杨应庚说。

一个背景是,去年5月,黎川前任县委书记谢昌贵在双规期间跳楼,令许多黎川人记忆犹新。

姚英华将这一设想向县委其他领导报告,得到了黎川县委书记韦萍的大力支持。黎川纪委也曾考虑,要不要在全县推行。最终商量的结果,还是稳重起见,在新任科级官员中展开。

今年春节后,这一设想得到抚州市纪委肯定,并决定把黎川县作为试点。黎川纪委想去已经搞过公示试点的湖南浏阳取经,结果一联系,人家很为难,婉拒了他们的要求——当时浏阳只是在网上公示了三天便草草关闭了。

4月初,19名新任科级干部陆续上岗,4月16日,以红头文件形式下发160份《黎川县新任科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办法(试行)》。

3天后,新任科级干部座谈会在纪委举行。目的相当简单::“说明我们不是硬推,而是友情操作,让大家心里好受一点。”杨应庚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当时,多数人认为应该“服从组织安排”,少数人心里有疙瘩:“那么多人,为什么先从我们开始?”

新提拔的19人中有两个是纪委干部,黎川县纪委书记姚英华要求他们先带头。杨应庚对新提拔的纪委副书记胡骁说:“你有个私家车,别忘了填啊。”

4月20日中午,材料陆续收到,杨应庚相当满意。他原先以为只有三四个人有两套房子,结果有10个人有两套房子,而且也不止胡骁一人有私家车。

这个消息以内部材料的形式上报江西省纪委,被嗅觉灵敏的江西本地媒体得知。杨应庚觉得公示的时机到了。

4月27日,黎川县政府大楼旁的公示栏里被红纸贴满,上面用黑字印着19名科级官员的财产。杨应庚最初想用白纸——“那样更醒目”,但他马上就否定了这个方案。“只有丧事才用白纸,涉及人名最好用红纸,而且文件也是红头文件。”

被公示干部:想贪污都不行

黄峰(化名)是这19个干部中的一个。公示后的一天,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哎呀,你把家底都贴出去干什么?”

在4月19日的座谈会上,坐在台下的黄峰心里“不知怎么,很不自在”,他向本报记者回忆:“我们这个级别的官员想贪污腐败都不行。”

在公示的19名干部中,月工资最高的是不过1400元,一年津贴最高的也不过1.4万元。“工资跟全国比都差不多,但津贴几乎处于全国最低水平。”48岁的李海峰说。

李海峰在黎川县统计局副局长位置上干了19年,但津贴只有1万元。而在抚州市像他这样级别的官员,起码能翻倍。

黎川位于赣闽交界处,即便在经济欠发达的江西,也算是穷县。这个总人口25万的县城,2009年财政收入只有3.2亿,“我们属于‘老边穷’地区,很大一部分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黎川县财政局党组书记邱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一位被公示的干部一直没有买房。他对记者抱怨,以他现在的几万元存款,连首付都付不起。几年前,黎川房价飙升。2005年不过600元一平米,现在最贵的地方达到2800元。

19名被公示者不仅收入低,有的人还债务缠身。其中,黎川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周建英欠债最多——贷款5万买房,因丈夫患肺癌,借了亲戚18万。

财产申请表似乎并没有考虑到县城干部的实际情况,表格中列着一些县城科级官员见都没见过的财产——“贵重物品如名人字画、文物等”,“股票、证券等交易收入”……

“我们家冰箱才两千多块。”45岁的安玉明说。

还有被公示干部对隐私产生疑虑:“为啥老婆孩子的情况也要公布?固定电话、地址都公布了,万一有人骚扰怎么办?”安玉明也跟其他被公示干部开玩笑:“存款很多,小心贼瞄上啊。”

32岁的颜红印则看到了财产公示的另一个作用——还干部清白。这位共青团黎川县委书记,之前一直在乡镇工作,当时经常听到群众在背后说:“当官的不仅挣得多,还天天吃公家的。”颜说,“公示之后,可以让群众真正了解我们。”

不过多位被公示者表示,纪委并未提及,如申报不实,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

“理论研究者想法过于天真”

事件经网络披露后,引发不少媒体报道,但出人意料的是,黎川官场和社会的反应“相当平静”。“我也很意外,按理说应该很轰动才对。”安玉明说。

很少有人对公示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官场之外,许多老百姓对此事更是闻所未闻。虽然公示栏里至今还贴着官员们的财产申报表,但因为地处新城区,很少有人过来观看。

一位正在观看的市民陈军(化名)说,“白天我们都在上班,晚上下班想来看看,但公示栏连灯都没有。连照片都没有,不知道他们是谁。”

一些人要求在县财政局、教育局等“油水多”的单位工作的干部加入公示。黎川县财政局党组书记邱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并无压力。“组织上要搞,我会积极配合。”

一位不愿具名的市民说,科级干部公示很温柔,“要想反腐廉政,必须监督一把手。”5月9日下午,老城区一位被公示干部的邻居说,“我们老百姓混得好的比他们过得还好,关键要公开那些大领导。”

他们的想法与一些评论不谋而合。“不能仅限于新官”,而应该“扩大到全县,县委书记带头”。但杨应庚却不以为然:“这些理论研究者想法太天真了。”

“在中国,很多事情只能渐进,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利益分配,一开始就一步登天,那样很可能以后永远登不了。”他说。

黎川县税务局副局长孔跃成也赞成从新任干部开始公示财产。“新人进来,老人退休,慢慢地就全面推广了。”

黎川县委、县政府领导婉拒了采访,杨应庚说:“媒体报道之后,领导们都有些谨慎。”

杨用“饭一定要吃,但吃太饱会伤胃的”来形容他对媒体的看法。“媒体吹得太高,群众的期望太大,会抹杀公示的效果。另外,我们本来可以改善的,但媒体非议指责太多,一个很好的事情就可能被扼杀了。”

网络编辑:王怜花

{{ isview_popup.firstLine }}{{ isview_popup.highlight }}

{{ isview_popup.secondLine }}

{{ isview_popup.buttonTex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