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马雍

我小时候喜欢读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这书重新定义了“英雄”的概念，为音乐家贝多芬、艺术家米开朗琪罗、文学家托尔斯泰树碑立传。他在《名人传》中写道：“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所有的只是些空虚的偶像，匹配下贱的群众的。时间会把他们一齐摧毁。成败又有什么相干？主要是成为伟大，而非显得伟大。”予文虽劣，却欲学罗曼·罗兰笔法，描写我心目中的英雄，为对我影响最大的五位恩师马雍、俞伟超、季羡林、王世襄立传。《南方周末》2010年1月21日刊登的《忆父亲》是一个初步尝试，本文再斗胆写写我的史学启蒙老师马雍。

马雍（1931-1985），字孟池，湖南衡阳人，国学大师马宗霍之哲嗣，“资质聪颖，博闻强记，生长在颠沛流离之中而不废读书，秉承家学。精熟五经四史”（张政?语）。上世纪50年代的北大高材生，专攻西欧历史，精通多种外语。1954年，进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融会古代经史，考证各地出土文物，尤其是新疆出土文物，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有四本专著流传于世，分别为《战国纵横家书》、《新疆历史文物》《〈尚书〉史话》、《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听李学勤先生说，这本五万多字的《〈尚书〉史话》是马雍二十多岁时写的经典之作。除此之外，马雍还是唐长孺先生主持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成员，遂有“献身高昌”之宏愿。

“文革”结束后，中国学术百废待兴。国人对国际学术界的现状尚不十分了解，马雍却一马当先，分别在法国、意大利、日本用英文刊发学术论文，如《隋大兴城之城市规划》（巴黎，1980）、《近代欧洲汉学家之先驱卫匡国》（特伦托，1983）、《吐鲁番出土高昌郡文书考》（东京，1984）等学术论文，率先问鼎国际学坛。马雍是史坛罕见的奇才，凡是接触过他的人，无不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学界流传着许多马雍的逸闻轶事，本文只谈我向马雍问学之所见所闻。

著名史学家马雍

马雍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

王国维曾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从1954年起，马雍就致力于外国古典名著翻译，先后出版了五本译著，分别为（苏）密舒林《斯巴达卡斯》（中华书局，1955）、（苏）阿尔塔蒙诺夫《伏尔泰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古罗马）塔西陀《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与傅正元合译，三联书店，1958）、（美）摩尔根《古代社会》（与杨东莼、马巨合译，商务印书馆，1981）、（美）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与厉以宁合译，商务印书馆，1985）。

人们一般是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新译本得知马雍大名的。1973年，毛泽东想看这本书，当时只有日文及俄文转译本，可是他老人家要看从原著翻译的，就让日文版译者、民进中央副主席杨东莼找人翻译。杨老找到马雍，请他从英文版翻译此书。早年郭沫若重视此书，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过社会学的张荫麟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郭先生研究的指针，乃是五十多年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