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斌 明星村官和他的“大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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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圆内方”是他提出的核心理论，这也正是他内心世界和外部行为差异的最好解释，“大同社会”的梦想、传统乡村社会的迷信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实用主义理论，在他的头脑中同样强烈

没事的时候，王宏斌习惯背着手在村子里溜达

　　在紧靠南街村中学南边，有一块几个篮球场大的地方，外边种了各种树木，里面则是清一色的柏树，两座坟墓和一间小房子隐藏其中，一匹凶狠的狼狗拴在一旁，这户人家24小时守护着这两座坟墓。
　　据多名知情人透露，这就是王宏斌爷爷奶奶的墓地。“他以为这一切都是爷爷的坟地风水好，保佑了他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风水在南街村是很重要的问题，每新建一个厂房，王宏斌必然先请人看风水。在村南边的观光园的旁边，还有一座庙宇，每个月农历初一和十五都会有村民来这里烧香。据说，这个庙也是专门从村内搬迁过来。
　　王宏斌，今年57岁，他已经管理这个村庄31年了。在南街村最辉煌的年代，他把原名“王洪彬”改为现在这个名字。
　　王宏斌是个直率、幽默、思维敏锐的人，眼神中折射出威严和魄力。对于他不愿意谈的问题，他总是把具体问题转化为普遍性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然后又用辨证思维“一分为二”把问题解构掉。对于他看得很明白、又愿意说的问题，他喜欢以生活中简单的例子作比喻。

村民的家，电器家具都是村里统一配给的。南街村每家每户都或贴或摆有毛泽东像

在广场上溜旱冰的南街村的孩子

　　走路的时候，他总是把双手搭在背上，上身笔直，但即使与你握手的时候，他另一只手也仍然保持搭在背上的姿势。有村民路上碰见他，向他反映情况，双手搭在背后的姿势丝毫不动，即使叼着一支烟，他说话时也不取出口中的烟。
　　这种刻意保持的姿势被外界认为是模仿毛泽东。但他的姿势和他的思维模式、办事方式是不相符的，他不是一个古板的、只注重形式的人。他聪明，知道要说什么，要坚持什么，要表现什么。
　　“外圆内方”是他提出的核心理论，这也正是他的内心世界和外部行为的差异的最好解释，“大同社会”的梦想、传统乡村社会的迷信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实用主义理论，在他的头脑中同样强烈，他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文革”后，南街村重新大学毛泽东思想始于1984年。
　　当时，村委会刚刚把承包的土地收回，但“人心散了”，管理起来困难了。而且，受改革开放的影响，流行歌曲等各种“腐朽文化”开始侵入南街村，“让人精神萎靡不振”。更令王宏斌懊恼的是一个叫刘素娥的上访专业户，长期以“王宏斌有三个子女，不支持计划生育政策”的理由告王宏斌的状。王宏斌觉得，要促进人的进步，就要进行思想教育。
　　用什么东西来教育村民，刚开始也没有思路。“就好像找什么东西一样，自觉不自觉地就形成了。比如，‘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一切行动听指挥’，这些口号群众最熟悉，喊起来也朗朗上口，领导说出来，也觉得很正式，显示一定的高度。”一位当时的村干部这样解释。
　　王宏斌2001年3月31日在中西部地区基层干部研讨班讲话时这样说，“国外的不适应咱这个，中国老的过时了，新的（指邓小平理论）没有出来，我们只得又把毛泽东思想端出来了。”
　　从“文革”中走过来，只上过高小的王宏斌，除了传统社会的思想资源，只有“文革”那一套管理模式。实际上，这两种思想资源也正是王宏斌管理南街村的手段。
　　1984年，南街村开展了“三大运动”：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和大唱革命歌曲。一位熟悉王宏斌的南街村人说，“他在这方面（指毛泽东思想），造诣是很差的。你现在问他，读过几本毛泽东著作，也很难说。不要说专家，就是跟一般人坐下来谈什么毛泽东思想，他也不一定懂。”
　　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这套制度被不断强化，南街村实行政治教育与经济利益挂钩的管理模式，政治不过关，获得的福利就会减少。王宏斌也开始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者和探索者自居，他是为数不多的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香港《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署名文章的村党委书记。
　　他对理论问题津津乐道。在南街村的宣传册上，摘录了一则没有标明出处的他与某记者的对话。记者问：你最喜欢谈论的问题是什么？他说：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
　　1990年至1992年是中国迷茫的三年，“举什么旗、走什么道路”，“姓资还是姓社”成为摆在全体中国人面前最严峻的选择，而南街村在这个时候至少在表面上给出了坚定的回答——走什么道路？走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
　　一位多次到访南街村的河南媒体人士注意到，王宏斌一直在变。“1992年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他自己是提不出来的。有段时间，王又津津有味地谈论日本的山岸村和以色列的吉布兹。这种变化可以看出他背后的力量，也可以看出他在自觉地把自己当作中国某个政治派别的农村代表。”
　　“南街人和王宏斌采取的是一种什么模式呢？南街人自己也许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创造一种‘模式’，他们只是在做法上与众不同。”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的俞思念在2002年第1期《科学社会主义》杂志上发表文章说。

每天都有成批的游客坐着电瓶车参观南街村。每辆车的命名都不同：红旗号、致富号、延安号……

街头一名参观的游客

　　正是这种与众不同，让南街村获得那个年代其他村庄所没有的政治殊荣。
　　南街村开始成为典型，王宏斌乐观其成。他在村里接待的国家领导都不少，将军有近200名，省部级干部有300多名。南街村办公室主任雷德全说，他负责接待工作，不同的领导有不同的警戒级别，只要一来重要领导，不管冬夏，他的衬衣几乎没干过（紧张得出汗）。
　　一位媒体评论人士说：毛泽东思想在南街村，更多的是一种管理村庄的工具，而不是一种价值信仰。当这套思想能带来利益时，他们就积极发扬光大；如果成为负重，抛弃也不是不可能。
　　南街村改制风波四起，许多人在网络上口诛笔伐。在南街村办公室主任雷德全看来，这些骂声并不仅仅是因为南街村的经营问题，更在于南街村所坚持的毛泽东思想。
　　王宏斌也默认这种看法，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说，“毛泽东思想，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企业文化。”

“外圆内方”
　　当然，毛泽东思想并不只是“企业文化”那么简单。据知情人透露，王宏斌在内部会议上讲过：只要领导支持了，银行就会支持。
　　南街村获得大规模贷款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1991年，河南省官方有关部门对所谓南街村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据悉，这是对“南街村经验”首次系统的、明确的表述。
　　此后，南街村陆续获得各个银行的大量贷款。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在一位中央领导人考察南街村后，中国农业银行的副行长还主动来南街村考察，提供贷款帮助。这对当时一般的村办企业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据了解，在全部贷款中，中国农业银行份额最大，占到总贷款的一半，其他三大国有银行和农信社分别占一部分。1990年至1997年是南街村鼎盛时代，从1991年到1994年，每年的产值都比上一年翻一番。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王宏斌也承认，南街村的发展与获得大量贷款分不开。
　　1991年，南街村还专门成立了顾问办公室，这些退休干部除了领取退休工资外，还享受南街村村民的一切福利待遇。他们除了在日常工作中为南街村提供帮助外，也被认为是王宏斌积累政治资源的手段之一，“老同志不一定能直接带来经济效果，但在舆论上，他们一般起到鸣锣开道的作用，这些人都说南街村好，当政的一般也会听。”

南街村的民兵，他们多数刚满18岁

南街村超市，售货员穿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军装

　　1992年，王宏斌被提拔为临颍县委副书记，南街村党支部也升格为党委，王宏斌同时任南街村党委书记。2002年，王宏斌任漯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些职位续任至今。
　　知情者透露，临颍县几乎没有什么大企业，南街村的财政收入最高时甚至占全县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王宏斌与县主要领导都很熟，他在临颍县几乎可以调动一切资源，而在漯河市官场的关系也根深蒂固。”
　　知情人士还告诉本刊记者，能获得巨额贷款，除了政治因素外，“实际的利益回报”也是重要原因。王宏斌在一次解释“外圆内方”的讲话中说：“对外交往，人家实行的那套，我们也实行，该给人家的我们也给人家，人家该给我们的，我们的同志也接住……交回来的金银首饰我们放着，赠送给新开发的关系人、关系户……”
　　据公开资料显示，去年，临颍县原财政局长银苗谦和原县委办主任韩俊荣，相继在调离临颍县后被“双规”。银苗谦后来被撤销行政职务，韩俊荣被判刑数年。据传闻，最近又有一位原临颍县的重要领导被“双规”。
　　当地官场的变动被解释为与南街村的贷款问题有关。该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韩俊荣被“双规”后，有关部门专门到南街村进行调查，但结论尚未公布。
　　南街村的账目不清一直饱受诟病。银行贷款一般用于建设经营性项目，而南街村“三大班子”党委、村委和公司董事会都集权于王宏斌一身，难以实行有效的监督。因此，“许多资金被用来搞形象工程，或者根本去向不明”。
　　1995年，一位负责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来南街村视察。据当时一位在现场的人透露，这位领导人在听完王宏斌关于产值和利税的汇报后一言不发，“如果按照王宏斌汇报的产值计算，上交的利税肯定不止那么多，这位领导人是搞经济工作的，一听就明白。”
　　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金融改革给中国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加速，银行与政府脱钩，实行自主的贷款审评和考核制度。南街村的危机出现在2000年以后，但问题其实早就出现了。
　　“刚开始是发现贷款有难度，但做工作还是可以贷，后来就是完全不能贷了。”
　　2003年，南街村遭遇被王宏斌称为他上任以来最大的困难，“任何私营企业遇到这样的困难，都会人走厂垮。”
　　从2003开始，因为南街村无力偿还之前的贷款，所有银行至本刊记者采访时止，没有给南街村贷一分钱。
　　王宏斌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透露，但漯河市财政局通过临颍县财政局分两次注入三千多万，“也就是借给南街村暂时使用”。但对于还款期限则不置可否。
　　“政府的钱怎么能给一个企业使用呢？”本刊记者追问。王宏斌回答：“就是看着南街村遇到经济上的困难，注入一点也是一级政府对南街村的态度。”
　　这笔钱，对负债近17亿的南街村来说，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说，通过获得领导支持获得贷款，是南街村90年代以后的发展思路，那么这条路已经变得很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