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减少，法官劳碌，政府微词，律师空等
死刑复核周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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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微词
    “我希望死刑数量的控制能缓和一些，慢慢降下来。”马克昌更看重复核权的平稳过渡。有学者担心，死刑数量下降过快，易引起有关方面反弹，最后重走下放老路。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上半年死刑判决相当数量的减少，已经有地方政府发出不同声音：“是维护社会治安要紧，还是控制死刑要紧？”
    在死刑复核权多年的下放过程中，伴随多年的严打政策，死刑被地方党委、政府视为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治理手段，甚至演化成统治权的一部分。据司法界人士透露，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制订立功标准时，把破获判处死刑案件作为重大立功，死刑数量的限制无疑对他们的建功立绩造成冲击。尽管一年前死刑复核权的复位是以中央红头文件下达，彻底扭转地方当局对死刑的态度仍须时日。
    上述西北某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这一年的实际情况看，死刑数量的减少并未给社会治安造成负面影响。
    有学者指出，上一次全国范围内死刑数量的下降是在1997年新刑法生效后，原因是新法削减了部分死刑罪名。在新法实施后的几年中，中国的犯罪形势并没有因死刑的减少发生异常恶化，民众的心理和情绪亦无不适应。有学者认为，新刑法的实施无异于做了一次限制死刑的民意测验。

被害人“要命”
    可杀可不杀之间，如果法官选择不杀，将面临被害人家属上访的压力。
    对于命案，“以命还命”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某中级法院的法官说，有的被害人家属不但要被告人死，甚至向法院提出，不能用注射的方式，他们要到刑场上去，亲眼看被告人被毙掉，方解心头之恨。
    一位刑辩律师说，所办案件中，确有被害人家属坚持“给再多钱也不要，就要他的命”。不少法律界人士认为，民意是对控制和减少死刑的最大压力。一方面，随着佘祥林、杜培武案的曝光，民众对疑罪从无、少杀慎杀等观念有了基本认识；另一方面，对邱兴华、郑筱萸，还是一片杀声。
    马克昌说，随着中国法院限制死刑的努力，是对国人进行现代法治文明教育的良机。
    西北某市前政法委书记说，死刑复核收回这一年中，确有这方面压力，但在他看来，错判错杀对政府的杀伤力比上访的影响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