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 宗教与社会主义的难题如何破解？专访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

宗教与社会主义的难题如何破解？
专访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文平 2008-03-12 21:04:00 来源:

中日两国宗教界人士在侵华日军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遇难者名单墙”前，

以宗教形式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祈祷世界和平　图/泱波

直面宗教热点问题
    南方周末：西藏问题是怎么成为问题的？您如何评价“宗教的、种族的西藏论”？2007年秋天，美国国会授予达赖“国会金奖”，西方媒体对此作了广泛报道，您对此有何评论？
    叶小文：西藏问题，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是有人要把它搞成问题。西藏问题本质上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分裂与反分裂的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总是惦记西藏问题，对此，我们要“杜洋人之觊觎，制达赖之外附”。
    为什么这样说，四条理由：第一，西藏基本上全民族信仰藏传佛教，在历史上达赖是精神权威，也是世俗统治的权威；第二，达赖外逃，控制着流亡政府和追随其流亡在外的十多万藏族同胞；第三，西方反华势力竭力支持达赖，达赖则挟洋自重；第四，在西藏问题上，我们和达赖集团的斗争，实质不是什么信教不信教的问题，自治不自治的问题，而是稳定西藏还是搞乱西藏的问题，是维护统一还是分裂祖国，是捍卫国家主权尊严，还是勾结外国敌对势力插手中国内政的问题。“宗教的、种族的西藏论”，是达赖分裂集团和美国提出西藏“高度自治”的理论基础。2003年以来，美国政府连续向国会提交“西藏政策报告”，声称“美国西藏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促使中国政府与达赖谈判”，使西藏实现“真正的自治”。理论来源如出一辙。这个理论的发明者戈尔斯坦在《雪狮与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的书中，提出“宗教的种族的西藏论”，就是说，我们不搞西藏独立了，我们是要“保存一个语言、文化、人口结构都具有强烈的藏族特点的藏人的家园”，美国一个前助理国务卿认为，这就“提供了西藏危机的最简明而实用的结论”。
    1998年，我和戈尔斯坦直接交锋过一次。他教育我说，你们在西藏文明的延续性上存在问题。我说，我知道你们非常关心西藏文明的延续性，我们认为，这种延续性要和现代文明的进程相适应，要和整个藏民族的发展、进步、团结、幸福相适应。达赖统治时期，西藏人口的平均寿命是35岁，现在是69岁。什么是文明延续？西藏文明的延续，只有在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同时才能更好地保存，而不是打着保留民族特点、保护宗教文明的旗号，让一个民族衰落下去，让藏族回到全民皆僧侣的所谓佛教圣地的落后里去，回到政教合一的黑暗中去，回到农奴制度的野蛮中间去，成为供人欣赏的展品和玩物吧？
    美国国会授予达赖什么金奖，我认为是一场闹剧，达赖是一个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唱的是分裂中国的戏，叫嚣的是“西藏独立”的戏。他自己没有几斤重，就从洋人那里讨一个奖章，为自己增加分量。这个闹剧里，他是“唱”的角色。当然，还有一些吹捧起哄的角色，这些人出于分裂中国的目的支持达赖集团。热心此道的人，大概是基督徒吧。《圣经》是他们的经典。我倒是愿意用《圣经》的话送他们：你要人怎样对待自己，你自己就应该怎样对待人。
    南方周末：中国与梵蒂冈的冲突和交锋近年来为何屡屡发生？2007年6月底，梵蒂冈不顾中方反对，执意以教皇名义发表对华牧函，您对此有何评价？中国天主教的出路何在？
    叶小文：我们和梵蒂冈的冲突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早在中国解放之际，他们就煽动中国教徒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新中国，让教徒在党与教之间进行选择，“有教无党，有党无教”。1983年，罗马教皇希望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接触。三年后，双方开始多次接触。梵蒂冈知道，我们虽然愿意改善双边关系，但是在独立自主自办、自选自圣主教问题上一定会坚持原则。2000年，他们不顾我们的反对，在我们的国庆节，搞了个“封圣”，将那些当年被农民处决的传教士，全部封为“圣人”，这些“圣人”中，有的放荡无耻，有的劣迹斑斑。2006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去世，教皇葬礼我们表示可以派人去，但台湾“政要”不能去。梵蒂冈答应了。结果是梵蒂冈允许陈水扁参加，据说是因为新教皇没有主事，无人能决策。等到新教皇登基，我们表示可以再派人去，条件仍然是台湾“政要”不能去。梵蒂冈又答应了。我们正准备出发，他们又宣布，台湾“内政部长”带着一个团的人去了。你看，这个梵蒂冈说话算数不算数？
    梵蒂冈对我们使用两手，其用意大概有三点，第一是想给它延续两千年的“圣统制”打一针强心剂。天主教是当今世界上惟一有严密的教阶制和中央集权组织的宗教。如果中国的教会也归其领导，自然说明“圣统制”继续保持权威。他们希望重新掌控中国天主教会的管理权，主教由他们任命，从而否定我们独立自主自办天主教会。现在，古巴的归他管，越南的归他管，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我们中国不听他的。
    第二，把打开中国的大门，视为传播天主教的“新千年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
    第三，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势不两立，梵蒂冈仇恨社会主义。当时，他们希望继续充当反共的急先锋，捞取政治资本，挽救他们日益边缘化的“世界中心”地位。
    至于2007年6月底的那个牧函，虽然表示要撤销过去对中国教会的一些指令，取消给地下主教的所有特权，和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看上去教廷的姿态有一定的积极性，但是总体上是消极的，某些方面还有所倒退。正如一位长期关注中国天主教的教会观察家在谈到牧函时表示，“牧函的发表，表明教宗走上了和北京对抗的道路”。牧函在中国教会内部制造新的分裂和混乱，挑动中国天主教徒绝对地和教皇站在一起，逼迫他们再次在党和教之间做选择。更危险的是，牧函公开否定爱国会、否定主教团、否定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上任教皇表示，教廷和中国天主教徒之间“具有宗教性质的纽带，不能损害中华民族的团结，哪怕损害只是微乎其微；也不能以任何形式削弱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比较之下，新教皇后退了。
    宗教与国家、社会、文化的关系，就像种子和土地、阳光、雨露的关系。中国天主教的出路，在于正确处理国家、社会、文化的关系。服从国家，国家就会善待你；适应社会，社会就会宽容你；融入文化，文化就会接纳你。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有其特定的含义，指的是政治、经济和教务的独立自主，而非教义教规另搞一套。去年逝世的傅铁山主教说，中国天主教在信仰上同世界各国天主教会是一致的，同属一个信仰，同行一个洗礼，中国的主教、教父、教友与世界各地的神长教友一样为教宗祈祷。中梵关系的现状是历史造成的，坚持自主自办原则是民族的最高利益。梵蒂冈承认台湾伪政权，实际上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惟一合法政府。如果有人要绕开政府私自和梵蒂冈联系，看起来是从宗教感情出发，其实是头脑中缺乏一个中国公民应有的国家观念的表现。
    南方周末：您先后出版了《把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民——叶小文答问实录》、《化对抗为对话》，读者都是美国人，背景都是中美宗教之争。请问，中美宗教之争到底争什么？为什么而争？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叶小文：中美关系这几年，在多个方面朝着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方向发展，惟有在宗教问题上，越绷越紧，宗教问题竟然成为“全面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一个障碍。
    美国借口宗教问题向中国施压，已经长期化、政治化、机制化、法制化、国际化。11年来，美国连续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就宗教问题提出反华提案。美国还有一个国家宗教自由委员会，每年发表一个《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连续8年将中国列入“特别关注国家”，说，“中国的宗教自由的评语仍然很差”。2006年，布什在白宫会见实际上是“政治异见人士”的所谓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代表”余杰。美国不断地打宗教牌向中国施压，是出于美国对华关系实施“接触＋遏制”策略的需要。美国有些人把迅速发展的中国当作现实的“利益攸关者”，但也是潜在的“文明冲突者”，因此不断在经贸、民主、自由、人权、民族、宗教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以宗教问题为分化、西化中国的突破口。
    美国是一个表面上世俗化实质上宗教化的国家。由于宗教的全球化，基督教的普世性，美国宗教右翼势力的崛起，宗教问题的地位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明显提升，美国政界人物以炒作宗教问题拉升民意支持率的行为，福音化中国的百年梦想，以及中美之间关于宗教自由的定义的差异，使得宗教问题已经溢出了传统的外交渠道，成为目前中美关系的一种结构性的障碍。
    其实，中美宗教方面的一定合作也存在可能性。例如，宗教方面的反恐，反对打着宗教旗号的恐怖主义，是我们两国间的利益共同点。
    南方周末：您说过，美国前总统卡特曾告诉您，邓小平曾经这样回答他的询问：在中国，宗教信仰自由，OK；外国传教士，NO。结合当今时代的现实，您认为，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中蕴含的原则？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如何回应宗教外交、文化交流等不可回避的时代命题？
    叶小文：我认为，邓小平的回答中，蕴涵着两条原则：一个是维护宗教信仰自由，一个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办，这两条原则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被同时写进了宪法，既保证了中国基督教健康顺利的发展，也保证了中国基督教信仰者和世界基督教信仰者的和谐相处。
    世界正在快速全球化，中国已成为全球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使得中国与那些有基督教背景的国家和人民的交往，正变得日益频繁，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大。这是文化交流和宗教外交的必然趋势。我们对文化的交流是持欢迎态度的，我们的回答是OK。我们鼓励我国宗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在世界各种思想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今天，我们既有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自觉意识，也有吸收世界基督教文明中有益成分的宽阔胸怀。
    但我们必须看到，基督教进入中国，不止于文化的交流，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政治的利用，国际敌对势力打着“传福音”的旗号，利用基督教进行渗透，以此分化、西化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另一个原因是传教的热情，基督教主张一神论，唯我独尊，坚持普世论，认为自己是全人类可以信仰的真正宗教，因而负有传教的使命。对于前者，我们的回答是NO，对于后者，我们的回答也是NO，但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我们反对《剑桥晚清中国史》中所说的传教士们“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的企图。
    在宗教文化交流中，我们必须警惕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境外利用宗教对我们进行的渗透仍然是咄咄逼人的，越演越烈的。在一些国家，基督教的渗透已成为国家行为，有统一的指挥。它们利用中国在不断扩大开放的机会，借助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掩护，以及中国社会价值观多样化的趋势，参照韩国在东南亚文化圈中扩大基督教势力的成功范例，到处渗透。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渗透到我们的精神信仰中、文化需求中、民族心理中。韩国基督教的渗透，我们就很头疼。几千个传教士，从东北一路走到广州，到处传教。当社会不公平问题突出起来，大量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流动起来，如果利用基督教的火种进行渗透，传播的恐怕就不是“福音”了。
    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一要高举我国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旗帜，以民族的自尊和文化的自信来“制”它，二要用法律的武器，以法制的手段来“管”它，三要支持我国基督教开展神学思想建设，以自治、自养、自传来“融”它。